大众传媒网络媒体议程设置

㈠ 请问在新媒体背景下议程设置的表现是什么是不是那些新闻网站的标题或者是论坛的标题以及微博的热点话题

议程设置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的论文《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中，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着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程度的判断。随着新兴媒体平台的不断出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发布议题的主体，这导致传统的以大众传媒为主体的议程设置发生了重组性的改变。接下来将以热搜排行榜为例论述新媒体时代下议程设置的改变。

一.议程设置主体的泛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传播主体是大众传媒，是“传媒精英”，他们通过设置议题来影响受众，受众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不能自由选择议题，也不能自己设置议题。但是在现在的新媒体时代，赋予了每个人公开发表自己言论，评论他人言论的机会，在这个话语平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例如，网红papi酱就是通过在微博发布视频而走红的，她的视频就可以看做是设置的议题。

二.议程设置内容的泛娱乐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代表的是党、政府、人民的利益，发布的也是与之有关的议题。但是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内容的出现了泛娱乐化。花边新闻、八卦新闻经常霸占微博热搜排行榜前几名，鹿晗等流量明星出现在飞机场之类的消息动辄成为榜首，而一些真正利于人民的问题热度却远不如此。

三.议程设置渠道的多元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传媒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对公众进行议程设置，渠道种类少，传播范围也比较小。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各种各样新媒介新技术的普及，议程设置的渠道和方式变得多元化。微博热搜排行榜就是一种议程设置的渠道，排名靠前的议题更容易影响更多受众，因此出现了很多明星或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买热搜”的情况

四.用户属性的多样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传播技术的不发达，传播的信息能保存的时间不够长，传播的距离也不够远。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介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也有很大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受众可以接受到传播内容，参与到其中。之前的滴滴事件，各行各业的人都发声了，这是传统的议程设置达不到的效果。

五.影响效果的不确定性

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传媒对议题具有主导作用，议题的选择、传播等环节都是按照传播主体的意愿进行的。而在新媒体时代，传播渠道、传播人群、传播主体都变得多样化，大众传媒无法控制议题所产生的影响。不确定性体现在受众拥有了舆论监督的权利，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同的人对事件的不同解读都可能影响到其他人对该事件的看法，之前对于王凤雅事件的错误解读就他们一家形成了伤害。

㈡ 议程设置功能的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新闻学大辞典》对其解释是：“由马尔科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议程设置理论源于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份实证报告《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该报告分析了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形后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媒介所强化和报道的题材、事件，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报道所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着性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与上述理论相近的是伯纳德·科恩1963年就报业威力所讲的一段话：在多数时间，报界告诉人们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告诉读者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
这以后，议程设置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今，人们对议程设置理论有了一个较为理性的认识：“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媒介具有这样一种功能：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人们开始越来越依靠大众传媒对信息的筛选和传播，大众传媒对舆论的影响力也更大了。大众传媒的这种主导作用的表现之一就是新闻媒体常常把受众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问题或现象，这也就是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研究议程设置，对我们深入理解媒介的舆论导向，进而做好对“热点问题”的报道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世博报道的议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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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City，BetterLife)是此次上海世博会的核心主题，这是首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上海世博另有五个副主题，分别是“城市多元化文化的融合”、“城市新经济的繁荣”、“城市科技的创新”、“城市社区的重塑”和“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文化交流作为报道的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上讲，媒体关于世博会的报道也是对中国民众的一次关于“未来城市”的科技普及和启蒙。
(一)低碳——引领时代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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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进入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城市化，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以这样一个跨时空的概念为主题，在世博历史上尚属首次。那么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让城市更和谐？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更适合于人类自身？这就是此次世博会希望带给人们思考并试图提供解决之道的“议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世博会本身就是一个媒介。
上海世博会是全世界共同探讨、展示城市未来发展和生活的重要平台。主办方从筹备之初就将“低碳世博”作为成功举办本届世博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努力使之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上海世博是第一个正式提出“低碳世博”理念的世博会。世博园区内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5兆瓦，这是中国国内面积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示范区；整个园区80%以上夜景照明采用节能的LED光源；区内公共交通系统采用电动汽车、超级电容汽车和氢能源汽车等，使园区内公共交通实现“零排放”；生态节能建筑、江水源热能采集等新技术也将在世博园内广泛应用。据测算，这些环保措施能够抵消世博会60%~90%的碳排放。
媒体对于“低碳世博”的集中报道，使中国民众的生活提前进入了“低碳时代”。“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等环保节能话题也提上了中国民众的议事日程，第一次如此深入地渗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当中。
(二)创新——集世界智慧共解人类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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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思想的革新，世博会的初衷也从一开始的产品展示、夸耀自我变为综合展示、创新合作。历时半年之久的世博展，通过媒介的各种宣传，使公众对“城市时代”中各种挑战的忧患意识有所提高，一些凝聚人类智慧的发明创造更是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提供了思路。
回顾历史，每一届世界博览会，无论规模大小，都使人类文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但城市同时也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污染、噪音等“城市病”也时时困扰着都市里的人们，环境、人口、粮食、能源等各种关系人类自身生存的根本问题需要我们破解。怎样充分展示城市文明进步的成果，交流城市发展中积累的经验，相互学习城市建设的先进理念，扬长补短，为新世纪人类的居住、生活、工作探索崭新的模式，也正是上海世博会提出并试图求解的问题。从节能、环保、可循环利用的志愿者制服，到英国馆的低碳餐厅；从未来的家庭菜园、“沪上生态家”，到来自德国汉堡的“被动式房屋”；从荷兰鹿特丹的“水广场”到法国阿尔萨斯的“水幕太阳能墙”，从日本馆外墙表面的“发电膜”技术到世博轴“阳光谷”的新颖通透建筑……低碳、环保、绿色，成为引领未来生活的旗帜，人类智慧、理性之光在上海世博会上交汇、交融，形成共同破解难题的强大动力，并通过新闻媒体预设的“议程”被集中传播。
(三)展示——塑造和传播国家(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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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处于失语状态，通过上海世博这次机会中国可以重塑或者修正一个新的别人接受的国际形象。如果说北京奥运会展示了中国历史文化，上海世博则是展示了上海都市的金融、时尚的开放性，给对中国或者说对上海还不了解的西方国家一种视野来看中国国家的多元性。
西方媒体在上海世博的报道上倾注了空前的热情，其相关报道总体趋于客观正面。考察全球媒体有关上海世博的报道，会发现他们的视角较为多元化，一般不会只停留在对世博会本身，而是以世博为由头，切入上海整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国。世博开幕至今，欧美媒体则对上海世博的绿色理念与科技畅想进行了较多报道，而且对于“生态世博”“科技世博”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西方网络媒体的报道以及超过500万外国游客的亲身体验肯定也会影响海外民众对上海世博的认知，其所展现的各种绿色理念，也会成为西方民众理解上海世博的一个重要窗口，甚至某种程度上会改变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反观世博会的历史，法国巴黎正是通过多次世博会的举办，成为世界文化传播的中心和时尚之都。法国全国人口不过6000万，但每年到法国游览的人次却有7000万，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每天都在举办世博会，巴黎成为世界城市新潮文化、科技文明的引领者。

㈢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核实践发生了哪些变化

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对推动人类传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挑战。网络媒体的普及使传播环境发生了裂变，一些适用于传统媒体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依然适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本文探讨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议程设置理论概述
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拟态环境”是指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这种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①这种“拟态环境”是由媒体设置而形成的。他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对这个“拟态环境”的反应，而并非对真实环境的反应，我们只能看见媒体所反映的现实，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发端。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说，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随后，有众多传播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郭庆光在其《传播学教程》中对议程设置理论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着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②如今，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网络中多元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权的泛化，使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使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被打破，新的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改变。

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随着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展开，“议程设置功能”的有关概念也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议程设置理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了修正。
1.受众的地位改变，议题设置主体发生变化
传统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收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题中挑选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释放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公众和媒体成为议程设置的共同主体。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次，议程设置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议程设置主体间呈现互动交叉性。③这就是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二重议程设置”现象，即在传统的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之外又出现了 “网民议程设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数”不仅不再沉默，而且积极参与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来。
2.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出现，个人议题更易转化为公共议题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设置形成的。公众议题形成的过程或方式也变得很简单，那就是“互动”，公众在互动中选择哪些事情或议题是重要的。网络时代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是对“议程设置”理论内涵的补充和延伸。如果公众自我设置议程引发社会普遍关注，那么这一议程就会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范围，在网络传播中，某一网民自我设置议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网民关注，也就会很快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④传统媒体关注后又会很快转化为公共议题。总之，个人议题更加容易转化为公共议题，网民成为许多议题的第一设置者，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互动以及各大媒体的转载和重新设计，最后上升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议题。
3.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弱化，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
网络媒体改变了网民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不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闻的影响力，也会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些议题可能是传统媒体比较关注的问题，但如果网络媒体不予重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就会弱化。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根据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听到的情况。网络媒体的快捷性等优势，使它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随地发布消息。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微博等自媒体就同步直播事件的进展，在第一时间为公众设置议题。因此，新闻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能力。
4.媒体间的议程设置进一步发展
议程设置不仅存在于媒体与公众、媒体与政府之间，同时，不同的媒体之间也存在着议程设置。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传统媒体一直是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并且引导着公共舆论。然而，由于互联网的低门槛、信息发布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强等特点，每一位网民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者。一旦网民设置的议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该议题的重要性和显着性就会大大提升，很快传统媒体就会将这一网络议题引用过来，进行深入讨论。凡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都存在着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积极互动的现象。比如在2012年的宁波PX事件中，由于网民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以及意见领袖在微博上的助力，使该议题在网络上被迅速扩散和传播，随后传统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媒体的报道也会对一些小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比如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侧重于报道哪些方面的新闻，各省、市媒体就会以此为导向来组织相关新闻报道。

结 语
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也因此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媒体的出现也促使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没有终结，但的确在弱化，而社会生活并未因此就失去了议程的设置，各种议题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播着。正如麦库姆斯所言：“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⑤
注释：
①【美】麦库姆斯着，郭镇之 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4页
②刘德杰：《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探析》，《新闻窗》，2009年第4期，第88页
③徐春霞：《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主体”分析》，《新闻窗》，2009年第6期，第77页
④谷频：《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军事记者》，2004年第11期，第48页
⑤董文娜：《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下，第37页

㈣ 与传统媒体比较，在网络传播中进行议程设置有哪些不同

议程设置: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是通过大众媒介形成或影响舆论的理论假设.
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 麦康（McCombs,M）和肖（Shaw.D）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德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
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着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后来也有一些研究对报纸,广播电视媒介等不同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的特点进行了探讨．
议程设置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着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
特点：1）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的阶段.
2）议程设置功能考察的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
3）议程设置功能暗示了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有关议程设置的直接表述最先见于1958年诺顿·朗（Norton Long）的一篇文章中：
在某种意义上说,报纸是设置地方性议题的源动力.在决定人们将会谈论些什么,以及多数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是什么这些问题上,它起着很大的作用.
“新闻时效性”是关乎媒体议程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而网络,的时效性,当属现在最快.关乎媒体议程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网络是不可比拟的.
网络和议程设置理论出现的时间是接近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在传统的大众媒介的基础上提出的,可以说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没有考虑到网络这个新一代媒体.所以议程设置理论在针对网络讨论时是有所变化的.
并且根据,议程设置理论中的特点分析.议程设置功能考察的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
显然网络,是具有议程设置这个功能点的.
其次,在某种意义上说,报纸是设置地方性议题的源动力.在决定人们将会谈论些什么,以及多数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络,虽然是现代化的一个虚拟平台,但是他也具备,设置议题的原动力.也再在决定人们将会谈论些什么,以及多数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电视、广播等的现场直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加强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方式与功能,但由于出版制作的时间、空间限制,由于内容甄别和把关的需要,通常不可能做到新闻信息的实时传播.
网络媒体完全可以做到实时更新、实时报道.也正是由于这个“时间差”的存在,使得网络媒体摆脱了只是转载传统大众传媒新闻内容的状况.实时互动性这个特点,使得网络媒体得以通过对新闻事件的价值判断、加工手法等对传统平面传媒的媒体议程设置产生实质性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在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实现形式中,现场直播也是广播和电视能够采用的手段,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传统大众媒体的快速实时性特点.但是,广播电视的直播一般适用于偶然性和突发性的新闻事件,而现实生活中,实时性互动传播在传统电子媒体的日常新闻传播过程中并不是报道的主要形式.
而从网络中,这样一个新媒介,立即衍生出一个,多元互动性的影响 .
多元互动性是网络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另一个重要属性.网络媒体的多元互动性可以帮助受众形成公众议程.网络媒体作为一个被多元要素影响的媒体,一部分传播权力分散到广大网民手中,传统新闻发布的单向度信息传播变成了互动性多向度信息传播.传统媒体不再是第一手的、或者唯一的新闻来源,多元化的传播者、复合式的传播形态、多样的传播渠道等因素,使得以网民为代表的公众可以自行选择、加工信息,并通过网络传播形成网上舆情.一些重大事件,如SARS事件、农民工工资问题等,网上舆情对于媒体的议程设置起了很大作用,进而影响到政府议程.

㈤ 网络时代议程设置功能失效了吗

议程设置功能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介虽然不能直接决定人们怎么想，但可以左右人们想什么。大众媒介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影响人们去关注某些事实或意见，并通过设置议题不同显着度的方式来影响人们讨论议题的顺序。

有人说，在网络时代，网民自主选择的权利提高了，不再是被动地局限媒体为我们设置的议程圈层里，我们有自己的价值选择标准并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议程选择思维模式，因此在网络时代，议程设置功能已经失效了？

答案是否定的。

(1)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长期作用

大众媒体对于受众的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这些层面同时也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效果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认知是态度的基础和前提，而态度又是行动的先要条件，因此对受众认知方面的影响是最深刻的。而这种认知效果的扎根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大众媒体“长期洗礼”的过程，要想一下子摆脱大众媒体对于议程设置框架的束缚是痴人说梦。

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创造就是模仿，婴儿牙牙学语，不也是模仿，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身处在媒体为我们构筑的信息环境，我们只能模仿媒体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对于这种认知模式也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已经根深蒂固。

(2)议程的话语分析

传统的议程设置中的议题是经民意调查出的公开话题，而网络上的所谓的公众议程只是少数网友讨论的话题，而大多数网友并不是以网络为直接信息来源，所以网络上的公众议程对于议程设置理论并没有直接影响。

网络上的很多的舆论中心一开始只是被少数网友所关注，而只有经大众媒体转发，才使得该舆论中心成为大众关注的话题。因此大众媒体的中介作用不容小觑。大众媒体的“引发舆论”功能就是通过议程设置所实现的，这是这个时代所赋予的特征，也是这个时代受众所赋予的权利。

(3)网络对议程设置的影响

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媒体议程一般来自于部分公众的议程，网络只是部分群体议程的表达渠道，它并没有改变整个制度结构，所以目前还不能说，议程设置功能在网络上失效了。

但是网络确实给大众媒体议程设置造成了冲击，它的表现不是设置方向发生逆转(公众议程反过来影响大众媒体议程)，而是大众媒体设置普遍性议程的能力下降。

㈥ 什么是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媒体怎么运用其功能去影响舆论的

在传媒生态日益变化的历程中，危机事件造成了不同以往的传播环境。无论是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还是5月的汶川大地震，抑或是9月的“三鹿奶粉事件”，这些都成为考验媒体实力和社会责任的标杆。通过比较几次危机事件，笔者看到媒体在面对危机时，不再是沉默无声，而是在坚持导向性的同时进行议程设置，更好地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

议程设置之具体表现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曾将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视为媒体最重要的三项功能。在公共危机来临时，媒体既要快速准确地传递危机信息，又要引导舆论，发挥其重大影响。
1.媒体设置报道时间：及时报道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范围，是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报道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它在时间范围上，是媒体中长期的系列报道活动。而对于公共危机而言，它是突然爆发，负面影响力强。那么，及时地揭示危机信息，是媒体议程设置的关键要素。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国媒体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迅速敏捷。不光满足了受众最基本的知情权，也及时地化解了猜疑误解，将真相公布于众，从根本上破除了谣言。
2.媒体设置报道内容：人文诉求
公共危机发生后，会引起民众恐慌，在面临追求新闻效应和人文关怀的窘境中，大众传媒的新闻选择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新闻报道的首要内容，是密切关系人民生活的危情讯息。当然，这种选择必须建立在媒体全面客观的报道上。
“三鹿奶粉事件”中，媒体意识到人文诉求的重要性，充分发挥环境监视的效力，直指危机事件的主要源头。媒体将报道视角充分投向民众最关心的事情，从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突出各阶段报道的重点，这样才真正承担起社会喉舌的职责。
3.媒介积极行动：引导舆论
日常生活中，媒体的议程设置主要是通过报道的选择和呈现来完成的。在危机关头，大众媒体一方面要发挥社会监督的功能，通过新闻触角及时发现社会中的阴暗面，使被监督者迫于舆论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要多发挥抚慰力量，给受众带来危机关头的心理安慰。这次事件中，因为婴幼儿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新华社接连播发多条稿件，追踪事件进展。这种连续性的追踪报道，不光让受众了解灾情信息，还发挥了主流媒体的功能，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所及范围，引导了社会舆论。议程设置的负面效应我们在肯定媒体作为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们设置议程时的负面影响及社会后遗症。
1.社会和受众角度。首先，媒体议程设置过度可能引起舆论压力，形成社会意见压迫。在危机发生初期，媒体积极全面的报道无可非议，但是在危机后期，媒体应把握信息报道的度，避免给当事人及企业造成过度压力；其次，媒体议程设置不当，可能误导舆论，影响受众正确认知。危机事件的发生，给受众带来身体和精神上诸多伤害，此时急需媒体准确全面的报道。但若报道延迟或内容不当，会使受众产生怀疑和追问，直接影响媒体的声誉。议程设置的关键是对事实客观全面的报道，这样才能满足受众基本的知情权。
2.媒体角度。大众传媒进行环境再构成时，必须把握好议程设置的度和量。否则，将给媒体自身发展带来羁绊，严重损害其最有价值的媒体信誉。同时，这也会弱化媒介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违反新闻工作者职业准则。而新闻媒体拥有客观、准确、平衡的报道方式和实事求是的评论方法，才是获得公信力的有效手段。有效地发挥议程设置能力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媒体如何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呢？
首先，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要寻求新闻价值与政府宣传的契合点。危机事件是突然袭来的事件, 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进行议程设置要掌握好量和度的把握。我国的媒体面对两个报道取向——政府还是社会，要综观全局，在把握正确的宣传导向时聚焦社会问题。在具体操作时，一方面要明确正面宣传、积极鼓动、做好舆论导向；另一方面，我国媒体要掌握当时的现实情境，做到既最大程度实现新闻价值, 又能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其次，媒体要重视对危机事件本身和普通群众的报道。媒体具体操作时，应该更加重视人文关怀，给予客观公正的报道, 并且履行好传播信息、沟通危情、监督政府，抚慰协调的功能。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新闻媒体必须积极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议程设置能力。在这场传媒战役中，媒体不仅仅是尽职尽责，而要在协调多方利益的前提下，有效介入危机事件。这样才能最大地化解公共危机，为社会稳定与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