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标本兼治治理网络

⑴ 如何利用社区网络化治理提升疫情防控的效能

随着春节复工返程高峰的到来，各基层社区成为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前沿阵地。

如何高效进行人员摸排、阻断疫情传播、强化社区管理等防疫工作给基层工作人员及上级管理部门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挑战。

此次疫情，我们可以看出在社区治理中，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已呈现＂无网格、不治理＂的发展形势。

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层面着手，简要回顾网格化管理和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生成逻辑、特征、应用手段等内容，以当下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来审视未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要朝着网络化治理方向前行，才能增强内在活力，并对未来社区综合管理建设简要提出几点认识。

社区网格化管理

社区网格化管理历史回顾
城市网格化管理，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以单元网格管理为特征的一整套城市管理思路、手段、组织、流程的总称，后来，网格化被运用于社区治理。

社区网格化管理最早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于2004年提出的，之后在上海、武汉、深圳和成都等多个城市（区）试点，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


北京东城区社区医疗网格化管理图

东城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
“网格化管理”这一社会治理理念最早出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又进一步要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网格化的基层管理方式成为热点话题。

社区网格化管理定义
网格化管理是指在保持街道和社区原有的管理体制不变基础上，根据“社区的管辖范围、人口数量及分布特征、居民生产生活习惯等” 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单元，并为每个网格配备相应的网格管理员，将社区的“人、事、地、物、情、组织”等信息纳入社区信息化服务平台，以便迅速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高效回应居民需求，维护社区乃至社会的稳定。



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
推行网格化管理，目的在于打破以往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推诿扯皮、责权利不明的种种弊端，而是进一步下放事权，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管理体系。

社区网格化管理特点
一是由被动管理变为主动管理；
二是由传统管理变为信息化管理；
三是由粗放管理变为精细化管理；
四是由偏重化管理变为管理服务化。

社区网格化管理图解
最初提出社区网络化治理理论的是美国学者史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艾格斯，之后中国学者陈振明对这一理论进行本土化，他指出网络化治理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他认为只有网络化治理结构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模式。

鉴于社区网格化管理存在服务供给资源主体单一化、管理的行政色彩严重，同时缺乏社会化和市场化、管理权与居民权利边界不清晰等问题，我国的社区网络化治理也被提出。

社区网络化治理

社区网络化治理历史回顾
2016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发展要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街道、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社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理主体。

社区网络化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主体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化结构中，通过参与、互动、协商等方式，建立社区公共网络、实现社区公共目标的过程。这种社区治理侧重于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在协商互动中共同参与，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

社区网络化治理定义
社区网络化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多元参与主体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化结构中，通过参与、互动、协商等方式，建立社区公共网络、实现社区公共目标的过程。这种社区治理侧重于参与治理的多元主体在协商互动中共同参与，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

社区网络化治理特点

网络化治理的参与者在资源上表现出相互依赖的特征；
网络化治理有服务于公共价值再生产的特征；
网络化治理具有复杂且不可预测的特征；
网络化治理具有多元、开放的特征；
网络化治理具有相对制度化的特征。
社区网络化治理建设要点
（1）完善社区网络化治理结构，充分发挥社区党政组织的积极作用、扩大社区的自治空间、建立健全各类社区服务组织、夯实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社会基础。

（2）健全社区网络化治理服务体系，创新社区服务管理方式、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3）强化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基础能力建设，加强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信息化建设、加大对社区网络化治理建设经费的保障力度。

（4）加强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文化建设，加大政府资金投入以实现资源共享、完善社区文化；充分调动社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活跃社区文化；加快建设社区文化教育基地，发展社区文化。


社区网络化治理图解
疫情期间全国性“封城”背景下社区管理难点

疫情期间“封城”背景下社区管理情况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以武汉市封城为端头，全国各地逐渐开启小区封锁、社区管控的人口流动管理模式。

作为疫情防控的基础，社区作为人口聚集的基本单元，在疫情期受到全覆盖以及精细化管理。在社区工作人员对各小区人员出入管控及监测管理过程中，主要管理措施为对复工人员开设出入证、畅行码。各小区进出口、写字楼进出口均安排社区工作人员24小时轮岗值班，对进出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并人工检查出入证是否为本社区开设、畅行码是否为绿色。

随着全国各地区的全面复工，返城务工人员流动增大，社区管理的任务和责任同时也加大了，社区管理的弊端显露了出来：

——返城务工人员的疫情防控监测政策在各个社区落实程度不一，政策执行力度不一、社区下发通知口径不一；

——各社区身份信息登记管理制度执行标准未做统一执行、畅行码与出入证核查存在信息叠加重复、各小区非保障性工作人员出入证办理时效性差异明显等问题凸显。

社区在疫情期间主要承担疫情防控管理和小区居民生活保障工作，但居民日常生活的自由性和个体差异性，导致居民生活物资需求多元化与社区的疫情防控管理工作存在矛盾，多元化需求和有效疫情防控难以同时满足，这种情况下，疫情防控工作的严谨性就对有效保障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和销售、物业缴费等日常生活活动形成障碍。

虽然不少小区物业在这次疫情防控期间使用了智能科技，如开发业主APP、建立智能门岗系统等，但由于软件和程序均为临时性开发，其应用的广泛性和大众普及程度均呈现弱势，各社区所付出的人工成本依旧较大。

因此综合全国各地情况来看，社区防控管理工作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说明我国社区网络化管理尚未形成体系、政策在层级间执行的网格化管理制度不完善，政策信息民间公开速度以及管理技术等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还不完善。

疫情期间“封城”对社区管理提出新要求
（1）小区封闭式管理情况下，辖区内各居民小区的责任主体人员杂乱，人员占用量大，管控效率不高，暴露了社区网络化管理制度不健全、人员信息统计归纳系统不完善，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到住户管理全覆盖以及精准到户。

（2）疫情期间，社区菜市场、超市、药店、服务站等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小区封闭式管理情况下，住户生活物资采购限制较多，限量小商户临时入驻、自行安排人员配送情况较普遍，商户竞争性相比日常急速下降，非社区管理范围商户提供的菜品等生活物资质量、合理价格管控等无法保障。

（3）社区管理行政化色彩较严重，导致公众参与以及配合社区管理意识不强。疫情期间多地出现拒绝服从管理，违反防控措施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员，部分住户与社区管理人员形成对立关系，出现对管理制度不满意、不接受、不理睬等情况。

城市社区综合管理建设优化建议

（1）统一规划统一实施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市区联动，网格化管理从一开始就要建立全覆盖、统一的战略规划和管理信息数据库，统一划分单元网格、统一进行城市部件普查，以形成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的有组织的管理模式，确保网格化社会治理的落实。


延吉实行的网格化管理
（2）建立完善的社区信息管理系统

充分利用已有的网络资源，进行兼容、扩展，提高社区疫情防控信息化管理水平。将网络终端扩展到社区医院和社区居民，实现疫情防控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同步管理。



社区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
（3）建全社区公共事件管理网格化管理模式

社区公共事件管理网格化模式设计是通过重构现有行政机构职能，流程再造等手段，最终实现对社区精准化、信息化、人性化管理，以此提供适应现代社区管理需求的新管理模式，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社会性系统工程，实现过程中需要合理配置资源，协调多方参与。

（4）因地制宜实现社区公共事件管理网格化管理

社区公共事件管理网格化是否满足社区的管理要求，由社区的地理位置、经济、人文环境、习俗等众多因素决定。在推进社区公共事件管理网格化工作中，无论是在网格设置，管理理念的设计，还是管理服务团队的组建上，都要充分结合社区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设置符合本社区发展的管理机制。

在划分网格时，不搞＂一刀切＂。在尊重传统和竖持现有行政规划不变的前提下，结合社区所辖范围、人口分布特点和数量、居民生活习惯等因素，科学划分网格单元。在组建社区管理服务团队问题上，要充分考虑网格岗位的职责，结合团队成员专业特长、年龄及性格等因素，科学配置。


以社居委为单元的网格化管理
（5）社区网络化治理参与主体多元化

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过程中，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私营部门以及居民，基于互相关联的利益或情感基础建立联系，通过权力让与和资源分配提供公共服务，形成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合作关系网络。实现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调、社区居民参与自治、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协同发展。

结语

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网格化管理迅速成为基层防控工作的首选方式，这场疫情防控，也是一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基层、社区、网格，让全社会感受到网格化管理的张力。
社区网格化管理可细分网格要素，形成若干管理网格，有效推动管理和服务重心的下沉前移；社区网络化治理可借助网络体系的发展在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借助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和各类社群共同形成科学、高效的控制方式，最大限度改善社区治理效果，满足公众需求。

城市社区作为政府应对广大居民多元化需求和提供多元化社会服务的一线阵地，社区管理模式及治理转型具有推动基层治理下移的重要意义。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基层社区管理模式转变，是国家社会管理模式与秩序观的转型，社区的社会工作专业性在这一模式转变过程中得以提升，社区活力和社区凝聚力得以展现，社区治理的监督体系将得以完善，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满意度将得以增强。

在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越发频繁的今天，为了同时满足小区居民多元化需求和政府下放基层社区实际管理权，构建融管理与服务一体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势在必行。疫情过后，各地城市基层社区亟待进一步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以促进社会进步、社区管理现代化。

⑵ 今年，国家网信办在整治网络暴力网络欺凌等网络乱象方面的成果怎么样

对网络乱象蔓延的严厉管控成效显着。“通过专项行动，扎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网上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赌博诈骗信息屡禁不止，还有一些自媒体账号为了获取流量，制造虚假谣言和恶意营销炒作；部分未成年人网络课程包含低俗色情、血腥暴力等有害信息；部分平台泛娱乐化倾向，“三低”问题出现反弹，网络海军、流量诈骗等，这些问题对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经济利益和网络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

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是天晴、生态良好的人民利益所在。网络空间阴云密布、生态恶化不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依法管理网络，构建良好的网络生态。”近年来，要瞄准清晰的网络空间，稳步推进网络管理和网络生态工作。

⑶ 网络谣言的治理措施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的信息沟通交流提供了广阔空间。但与此同时，许多无中生有、肆意恶搞的网络谣言亦频频出现，不仅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扰乱了公共秩序，也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声誉。对于网民而言，如果不慎成为网络谣言的受众，就会逐渐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和辨别力，长此以往，就会对这种网络情境产生依赖。
因此，治理网络谣言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应坚持标本兼治。首先，这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对网络谣言的性质、责任认定、损害赔偿以及管理的主体、程序、监督等都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定。其次，要靠广大网民守法自律，文明上网，不信谣，不传谣。对受到网络谣言蒙蔽的人来说，相关部门应善于在第一时间积极回应，披露真相，曝晒“造谣者”的用心，让其臭名远扬。再次，对网站而言，应加强自律、严把关口，强化信息发布管理，不给网络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同时，网上治谣要想真正取得长效，更要依法管理，追究造谣者责任，鼓励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言以蔽之，要彻底铲除网络谣言滋生的土壤，不仅有赖于法律的约束力和震慑力，更有赖于社会透明度的增强和广大网民素养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