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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何正确认识和有效利用网络舆情的答案
]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
原题:发挥“主场优势”,成为“意见领袖”——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
[摘 要] 人民网发布的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分析总结了2009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情况。网络舆情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政府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突发危机事件中,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将成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体现。成为舆论的“意见领袖”、占领舆论的制高点,将成为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重要措施。本文旨在通过对“网络舆情”概念、形成过程、传播特点的分析,探讨地方政府如何成为“意见领袖”及其意义。
[关键词] 网络舆情;意见领袖;地方政府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中国目前有大约3.83亿网民,其中包括2.26亿网民看网络新闻;1亿网民访问BBS;1.82亿网民开博客;1.55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2.4亿使用即时通讯工具。网民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推动者,当爆发危机事件或产生敏感话题时,地方政府必须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主场优势”,解决网络舆情所产生的矛盾。
一、何为网络舆情
1.网络舆情的含义
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舆情则是民众关于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而网络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通过信息网络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网络舆情就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管理以及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1]
2.网络舆情的形成
议题的出现:根据2009年上半年,较为着名的网络舆情案件,网络舆情形成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公共事件发生,随后公众在网络论坛、博客或者社交网站等公共平台上对该事件进行描述、议论、揣测、分析。如四川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浙江杭州“飙车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案”,湖北石首骚乱,高考状元造假事件;第二种,针对政府提出的具有争议性的政策进行讨论,如上海市“户籍新政”、陕西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第三种:由地方政府官员的不当言行引起的,如河南郑州市副局长“替谁说话”事件,河南灵宝市“王帅案”以及云南晋宁县躲猫猫事件。
议题发展为舆情:某个议题发展为舆情,离不开以下几种因素:首先,事件本身往往具有突发性与公共性的特点。比如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在上下班的高峰期,一辆公交车突然燃烧,现场惨不忍睹,该事件已经超出了社会新闻;又如重庆高考状元造假事件,这一事件已经挑战了高考公平的底线。其次, 网络传播具有匿名性、去中心化、交互性等特点,尤其在Web2.0时代,网络活动的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分享”更加方便和频繁,这些网络传播本身的特点造成了热门话题的高跟帖率、高转载率,从而导致了议题迅速扩展为网络舆情;第三,政府的处理不当,会激化舆情,最典型的是湖北石首市骚乱,警方对于青年厨师涂远高的非正常死亡未能给出令家属和公众信服的答案,在新闻发布会上语焉不详,这样的暧昧态度激怒了网民,从而引爆网络,最后舆情扩大到骚乱这样的群体性事件。
3.网络舆情的特点
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影响大的特点。网络传播具有无限性,具有强影响力的公共事件一旦发生,网友就会很快将自己所看到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手机短信、手机上网、论坛发帖,网络聊天等形式传播出去。在网络世界中,传者与受者的身份比较模糊,这种特点就造成了网络传播的传受同时性,这种特点加速了网络传播。在官方消息不确切、语焉不详的情况下,更促使网民传播自己的揣测。
具有易变性和非稳定性的特点。李普曼在《舆论》中指出舆论的形成过程主要经过了“在现实政治世界的基础上,政治家或煽动家的巧妙的符号操作和宣传活动下,大众传媒通过定型的政治印象制造模拟环境,并形成大众定型的心理认知,再形成意志”的几个环节。而舆情作为公共情绪,它既有感情又有思想,具有很大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社会,地方政府更应该掌握舆论的“制高点”,起到“灯塔”导航作用。
二、地方政府成为意见领袖的意义
1.意见领袖的含义
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等在40年代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理论假说。两级传播理论认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和影响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的,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的中介,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意见领袖指的是那些对大众媒介保持较多接触,在特定领域能够对他人发挥个人影响的人,如图1所示。
图1
2.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
网络传播内容鱼龙混杂,但是传播中有一种“权威法则”即社会上许多意见的形成是通过媒体流向“意见领袖”,然后由“意见领袖”通过二级传播或多次传播后再流向社会中那些不大活跃的部分。面对互联网上各种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意见领袖”的言论更会受到青睐。
3.面对舆情,成为意见领袖的必要性
舆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意见,舆情是一种社会政治态度,是民众和国家管理者利益诉求的互动表现方式,带有倾向性和价值选择双重特征。根据舆情的特点,具有很大的情绪化倾向,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煽动性。在互联网社会中,充当“意见领袖”的往往是一些“资深网友”,他们具有很强的草根性、流动性和号召力,虽然表达的观点仅仅是一家之言,但是经过网络上的分享、转帖、转载,其言论就会发生较大的影响力和作用。
通过对2009年上半年着名网络舆情事件的分析,舆情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于事件的处置和态度。如在“邓玉娇事件”中,民间舆论一边倒同情邓玉娇,有力的促使司法部门较为公开透明地查案办案、还原事情真相。而政府态度对于事情的隐瞒与掩盖的态度会“刺激”民众,如湖北石首市骚乱事件,官方对于青年厨师涂远高非正常死亡的解释只有媒体发的寥寥通稿,网友的爆料、图片、视频引爆了网络,最终酿成了骚乱。
对于突发事件,封锁消息会导致网上谣言四起,掩盖隐瞒会遭到网民更强烈的反抗情绪。因此,为避免网上鱼龙混杂的言论引起不安定因素,就要时官方言论掌握舆论的高地、成为意见领袖。
三、如何成为意见领袖
1.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确保信息的公开透明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J.艾卢尔在《宣传:人类态度的形成》一书中谈到“舆论的不可捉摸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又决定了政府的决策不可能追随迎合舆论,那么只能让舆论来追随政府,宣传则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2]在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中,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就是即时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准确消息。在重要敏感事件中,“沉默”未必是“金”。2003年SARS时期,政府向公众对SARS情况的详细汇报和建立起的新闻发布制度,有效的平定了谣言、避免了恐慌;2008年汶川地震,政府每天的伤亡人数、救援情况的信息发布和新闻媒体的及时迅速、透明的报道,在抗震救灾中打了一场漂亮仗;四川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中,在人民网发布的“2009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在四川省政府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到,6月5日当天,地方政府官网就发布了13条消息,从事件发生、伤亡情况到救援情况,政府官员赶赴现场均有消息发布,另外,当地政府在3天内举办了5场新闻发布会,即使公布事件处理情况,为媒体报道提供了有力依据。
2.坚持“诚实透明”和“公众至上”理念
在危机事件中,政府部门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政府形象受到了严重挑战。政府形象的形成具有如下基本模型:
图2[3]
政府形象的形成既具有政府本身的行为,也具有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在公共危机面前,政府信息发布的态度与效果,本身就构成了政府形象的一部分,二者相互支撑,在对政府形象极为不利的公共危机下,政府做的信息公布工作其实是在进行“矫形传播”,真诚透明的态度,不仅可以化解危机,而且还有助于扭转局势。
“诚实透明”的理念即是,面对公众,功不夸大、过不掩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做一个取信于民、言必行、行必果的政府。在成都“6.5”公交车案中,当地政府三天五场新闻发布会,很好的体现了“流言止于公开”、“透明赢得人心”。“公众至上”的理念就是“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至上的理念。在湖北石首市骚乱事件中,在事件初期,地方政府面对网友在网上“实时”的报道,却缺乏担当的勇气,没有直面群众、做好沟通工作,而是简单粗暴的将警力推到了最前线,这样不负责任的做法就没有将“公众”的权利放在心上。
3.借助大众媒体“把关人”角色
大众传播是一个由媒介组织向受众传播信息,由受众选择、使用、理解和影响信息的过程。[4]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空间、时间的组织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我们所知、何时知道及知道何种细节有重大影响。”大众媒介具有守望、告知、影响、教化和娱乐等功能,前三种功能,正是政府形象传播所需要的。因此,在大众传播时代,地方政府无法逃避,必须妥善处理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大众媒介不仅仅是发布消息的主要机构,而且还是联系政府与受众的纽带,大众媒介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解”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李普曼认为大众不是对外界实实在在的事件作出反映,而是对被他称作“虚幻外界”的“我们头脑中的图画”作出反应。[5]在议程设置理论中,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分为三部分的线性过程,首先必须设定媒介中将要被讨论的问题的轻重缓急,即媒介议程;其次,媒介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政策制定者重视的事物即政策议程。从这三者关系中可以看出,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议程设置过程中,媒介将公众与政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的目光势必会集中在“权威主流媒体”上,地方政府有责任为新闻界提供官方对事件处理调查情况的详细资料,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如果政府不适当封锁重要的信息,必然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流言止于公开”如2003年SARS爆发时,政府对于疫情的信息公开,流言最终消失在官方的声音之下;如H1N1流行的2009年,官方对于H1N1的流行情况及时的发布消息,避免了引起社会恐慌,有效地增加了公众对于预防甲流的知识,并且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因此,当地方政府的负面形象增大时,需要“把关人”有意识地选择重要信息,维护政府的形象;或者策划其他重大事件,迁移公众的视线;或者组织报道正面的新闻内容,扩大正面形象。地方政府积极地利用议程设置理论,有侧重点的公布信息内容,并不代表可以瞒报危机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需要将事情解决的进展情况及时地公布于众,在这里,就可以将着眼点放在事后的处理、原因的调查以及责任的追究上。这样,可以显示政府“执政为民”的积极态度,公众对于其信任感也会大大增强。
4.完善政府官方网站,开放讨论平台
突发危机事件发生后,网络的反应速度是最为迅速的。亲历者用手机等工具对现场进行拍照、录像,然后上传到网上,在一些情况下,网民成为了事件的“第一报道者”。网上论坛,成为网民发表意见的“舆论阵地”,根据群体动力学原理,群体中有一个重要属性,即凝聚力,而集体思想是群体凝聚力的一种直接产物,凝聚力可在小型群体中发挥功能。在网络论坛上,网民之间所形成的凝聚力往往集中在“意见领袖”周围。当一个问题出现时,在尚未得到准确可靠的信息时,在一个网络群体中,网民会互相提供资料,试图解决问题,其流程往往遵照下图的程序
图3[6]
在整个流程图中,“资讯基础”影响着对于问题“情势的评估”和“肯定/否定结果的辨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应该全方位的将“资讯”提供给公众。除了尽其所能影响大众媒体之外,还要在网络论坛上,形成自己的凝聚力。
地方政府可以完善其政府官方网站。政府官方网站不仅仅是政府部门面向公众的“门面”,更是沟通公众与政府部门的桥梁。传播互动的沟通过程是舆论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如果在网络论坛上没有政府的参与,那么在网络民意中,政府部门则扮演着“失语”的角色。
地方政府可以学习“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模式,在其官方网站上开放与公众讨论的平台,允许网友匿名留言,由地方政府的有关人员进行专门的解答,建立高效畅通的解决机制。在这样的解决机制下,遇到突发危机事件,地方政府的信息发布部门,可以随时对公众的疑问作出回应,同时可以随时掌握网络民意与网络舆情。秉着坦诚开放的态度办好办精地方政府官方网站,开放讨论平台,可以有效地将公众的视线吸引到政府可解决的范围内,建立起高效沟通机制,形成舆论影响,成为意见领袖。
在“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面对突发危机事件或者敏感问题时,地方政府的缺席和失语是不能缓和事态和化解矛盾的。网络舆情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网络民意的表达,地方政府应该本着开明、开放、诚恳的态度,建立起一套预警机制,争取舆论的高低,形成意见领袖,在危机面前,发出有理有力的声音,从而化“危机”为“转机”,达到善治的目的。
❹ 如何加强网络问政,切实搭建政府和网民的沟通桥梁
尊敬的网络用户您好!
欢迎使用网络知道!很高兴为您解答!
网络时代,市民通过网络问政,政府部门通过网络征集民意,网络问政的渠道则显得尤为重要。
要规范行为,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健全政务公开机制,推行网络政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网络问政平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那么如何加强网络问政,切实搭建政府和网民的沟通桥梁呢?
一、网络问政呈常态化趋势
高层领导要越来越重视网络问政,推进我国网络问政的发展。提高群众参政热情,长期保持网络问政。
政府要对网民参政议政的表现形势要给与重视,要利用市政府网站开通政民互动平台,设立市直部门网管员,制定市民心声回复管理办法,第一时间响应网民的诉求。领导通过“网络问政”与网民
“零距离”接触,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智于民。
二、网络问政存在的问题
网络问政议政推动了政治文明建设,但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很多市民认为网络问政表达个人意见存在风险,很多学员对党政领导“网络问政”之后的效果还持观望、质疑态度。存在这些问题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主观上讲,主要是部分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对网络问政或者态度默然或者应对水平较低。部分干部对互联网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够,对网络的交互性、开放性、民主性知之不深,只是被动盲目地接受,不能从海量的信息中获取关键有用的东西,甚至发现不良信息时仍置若罔闻、任其发展,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性和敏感性;一些基层干部对于网民反映、咨询的问题,不是积极回应,而是态度冷漠,甚至是“踢皮球”、相互推诿,导致群众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甚至偏激情绪;部分干部面对负面舆论,引导不力,工作被动,只是一味采取简单地删、封、堵的原始办法,缺乏冷静的分析和有效的应对;还有部分基层领导存在着不懂网、不会上网、不会浏览论坛的情况,办公室的电脑只是一种简单地摆设。
客观上讲,主要是网民素质良莠不齐及互联网管理难度大。在网络环境中,信息容量具有无限性,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不用像传统媒体那样,发布信息要经过政府审核,于是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和客观性就难以保证。当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既提高了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会引发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如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司法不公等,人们很容易利用网络媒体提供的交流平台,寻求思想共鸣和信息支持,宣泄不满情绪,从而使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网络问政的幌子将网络作为肆意妄为的平台,随意发表各种偏激言论,更有甚者在网络上组织煽动网民危害社会安全。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借机散布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客观事实的反动言论,煽动网民的不满情绪,操纵网民意志,给人民群众的思想带来混乱。
三、增强网络问政的能力
网络问政使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在考验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关注网络舆情当作一种工作常态来坚持,把引导网络舆情作为一种能力来锻炼,增强网络问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
一要加强网络技能学习培训。掌握网络工具是广大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只有提高对网络的认识,增强网络运用技能,才能沉着应对。工作中,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不仅要学会电脑的基本操作,还要学会上网看新闻、聊天、查询网络信息、发送电子邮件、建立博客、参与网络社区论坛讨论等等。建议从实际出发,把提高干部互联网操作能力列入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全市县级领导干部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掌握信息,开展科学决策;科级干部能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开展电脑办公和对外服务;科级以下干部能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各级党校要开设专门课程,组织电脑操作、网上浏览、信息发布、在线交流等业务学习,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网络技术培训力度。各级各部门要建立学习培训制度,增强利用网络获取和把握信息的能力、搜集和倾听社情民意的能力、利用网络与民众互动的能力。
二要积极开展网络互动交流。网络在线互动,网民的意见建议当场得到回复,可以极大地激发网民建言献策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市领导与网民在线交流工作,开设政府在线,为群众提供24小时的意见受理。网民向市领导、各部门负责人和县市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和建议,由市信息中心通过电子公文交换平台分送给职能部门,实现前台受理、后台办理的“一站式”网络问政服务。建议发起各级政府及部门
“网络发言人”制度,“网络发言人”既可实名,也可虚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单位网站设立专门点击栏和留言板;二是公开“网络发言人”的联系方式,如电子邮箱、QQ留言板;三是建立信息定期发布机制和沟通交流机制,至少一周或每天在网络上发言。同时,“网络发言人”要经常与网友在线交流,定期邀请领导或采取论坛的形式对社会热点、难点进行探讨。在互动交流中要调整好心态,注意实现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网民的角色转换,以平等的身份与网民交流沟通,以此消除官方和民间的隔膜,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与民众的网络互动中,既从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又以普通网民的身份进行对话交流;既体现网络言论的平等性,又注意把握网络互动的引导力。
三要科学合理引导舆情民意。善于用网络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特性,通过使用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各种网络信息技术和手段,生动形象地表现严肃的宣传主题。注重通过网络广泛了解社情民意,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网络问政平台及时发布党和政府的声音,加强正面引导,掌握舆论主动权,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中,
可建立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网络评论队伍, 让他们登陆具有较大影响的各大网站论坛,
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发表意见和看法。用心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针对一些热点问题发布有深度、有说服力的帖子, 引导网民了解事实真相,
客观分析问题, 理智作出判断。针对网民易受权威左右的特点, 可加强引导者的权威性, 邀请相关专家参与网民的讨论, 直接提供专家对事件的理解,
或在线回答网民提出的问题。由这些评论员坚持导向正确和有效引导的统一,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把网络文化的发展旗帜指向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要探索考核评价长效机制。只有确保公众在网络上反映的问题得到快速有效的回应,公众贡献的智慧能够被运用到施政实践当中,才能让群众力量和网络科技切实转化为执政的“生产力”。目前,我市各单位都已经出台一系列的政务公开规章制度,但是在执行方面有待加强。对一些相对简单的群众诉求,要落实“首办负责制、沟通协调制、跟踪督办制、回访反馈制、定期通报制”,杜绝部门因职能交叉而互相推诿的现象发生;对一些复杂问题,要确立多个部门共同解决群众公开诉求的联席会议制度,并把对群众利益诉求的办复情况,作为一项硬性指标纳入到考核体系中。网友留言办理工作应成为一项经验交流的重要内容,尽量做到“一日一清理、一周一回复、一月一办结、一月一分析”。
建议把网络问政工作与完善问责机制结合起来,以市民和网民对政府部门网上办公的满意程度为标准,作为考核政府部门工作政绩、执政能力的重要依据。探索建立运用网络进行考核、评价和监督的长效机制,强化问责的效能和手段,以提升各部门网络问政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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