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如何加强意识形势建设的方法
目前，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和途径，为继续深化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鉴。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我国在不断的发展中，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更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地位。”
(一)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
1.必须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都有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考量，在实践中也有大量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机构和平台，这为明确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30)，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战略之魂。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有利于形成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配套的一体化战略格局。整合党政机关、新闻媒体、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艺术院团等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资源，进行意识形态安全的整体战略布局和战略安排，培育一支宏大的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和理论队伍，发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文化智库，打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平台，提升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战术，对意识形态危机进行战略管控，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体系等等，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我们国家更加成熟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性选择。
2.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唯物主义原则。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有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因此，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包括坚持公有制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脱离经济建设去抓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要围绕这个中心、指导这个中心。
3.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法原则。马克思主义在确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内在规律和作用机理。一方面，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落后的或反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具有阻滞作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具有不同步性，即有时落后于社会发展，这时表现为旧的意识形态不会立即让位于新的意识形态；有时又超前于社会存在，这时表现为先进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导向与引领。意识形态建设不是“软任务”而是“软实力”，要强化而不能弱化，必须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发展。
4.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推进意识形态科学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实事求是能够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在反对倾向性斗争时坚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33)，可以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或放弃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避免落入西方的“思想陷阱”，有助于划清学术争鸣与政治斗争的界限。否则，意识形态建设不仅会偏离科学理性，而且会导致思想混乱。
(二)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加以解决
制约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尽管很多，但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决不能放弃对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的占领，而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和引领工作。
1.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立论工作。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理论创新与理论宣传，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立论工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挑战的需要。苏东剧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处理“一元化”与“多样化”这对矛盾时犯了错误。在任何社会里，社会意识可以多样化，这是社会意识充满活力的表现，但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只能“一元化”。西方坚持鼓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34)这迫切需要我们响亮地唱“对台戏”。这台大戏就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坚持落实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要克服学术理论上的西化倾向，仅从政治上给予批判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针对性地从学术理论上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前沿理论问题、特别是观点主张存在尖锐分歧和对立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真正科学的、有充分说明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35)。发挥主流媒体的骨干作用，坚持重在建设，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断扩大正确思想和正能量的影响力。立论的方式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要把隐性立论与显性立论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可以靠依法立论、科学立论、民主立论，也可以靠吸引力立论、思想解放立论。该放开的放开，该唱响的唱响，该批评的批评。通过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大众文化、新闻传播来驾驭引导社会思潮，会收到更好的立论效果。
2.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驳论工作。不破不立，驳论是为立论服务的。社会转型期必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活跃期和问题突发期，更需要揭露和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争天下”的各类思潮。“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是指在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要努力向前看”；“是指确定了的政治路线不要争论”；“对那些要试验的问题不要搞争论，但头脑要保持清醒”；“而对那些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必须争论，要时时刻刻与这些思想作斗争，澄清是非”；“对于改革开放的方向一定要争论，防止错误的思想把我国改革引向邪路。”(36)不论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还是趋同论、普世价值论等等，“万变不离其宗，其矛头都是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都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斗争的实质是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化的原则问题”。(37)揭露和批判错误思潮，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政治鉴别力的重大举措，是调节社会矛盾防范社会动乱的稳定剂。当然，在驳论的时候，也要指出某些思潮中可以批判借鉴为我所用的内容。
3.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攻辩工作。“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句军事安全名言，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打的主要是防御战，这与中国奉行的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防御型国防战略有关。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在防御中有反击，但是反攻和进攻还显得不足。我们不主动挑起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但是不能不认真应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挑战，因此在战略战术上应该抓住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等，通过创设议题进行学术探讨，摆事实、讲道理，持之以恒地打造常态化的攻辩平台，主动发出中国的理性之声。
4.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工作。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避免思想危机的有力杠杆。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曾经对于苏联晚期的社会认知状况有过一个重要判断：我们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后来这种状况恶化了：不了解变成了无知，接下来则转化成敌意，在一部分精英中甚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苏联共产党没有能够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时代更替的过程中为巩固苏联社会、保持政治体系的领导权而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基础。新一代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现有理论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可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现成答案。这在党的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思想危机(38)。反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我们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以其实践成果，不仅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话语权，而且提升了应对各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挑战的思想力量。
5.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引领工作。“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理论宣传就应深入一步。”(39)引领就是掌握领导权。首先，是立场引领和方向引领，即在立场和方向上保持稳定，不摇摆。做好新形势下的理论宣传工作，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更好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统一思想，坚定人们的共同理想追求，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其次，要做到善于引领，处理好多重辩证关系：警惕右与防止“左”、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和文化多样发展、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意识形态与对外开放、科学意识形态与非科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系等等。比如，对“普世价值”鼓吹者推销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政治企图，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反对，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对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延续以及不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人际关系，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在这些领域客观存在某些由人类生理属性和自然进化规律决定的人类共同需要，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同或相通的规则(40)。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引领。
(三)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在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着力进行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顶层竞争的同时，一刻也不能忽视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工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切实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上。
1.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要维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基础性的工作是大力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邓小平曾鲜明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41)这就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地坚持对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确保改革和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从而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和民心基础。中国自古就有“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政治古训。当代中国的发展建设，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不但是实现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和民心基础的重大举措。
3.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主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实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党，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中国如果出事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建构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巩固党对意识形态的直接领导权；惩治腐败，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巩固党对国家政权和军队的掌控，全面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我国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要更好地落实宪法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权，保证其依法充分履行各项职能；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牢牢把握人民政协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积极开展政治协商，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带领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向、同行；基层民主是人民群众实行直接民主，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民主素质和能力的广泛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生动而又直接的基础性工程，要坚决的推进，落到实处。
4.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把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彩健康的大众文化基础之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纽带和家园，是软实力的源泉。胡锦涛明确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42)所以，在确保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主体地位之后，我们要创造与此相配合的广泛的新闻平台，健康向上、异彩纷呈的娱乐平台，科学民主、严谨自由的学术平台，信仰自由、和谐共存的宗教生态，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引领丰富多彩社会意识的多元文化格局。毛泽东曾经在批评板起面孔办报的做法时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43)。这其实也是一个思想文化宣传方针，就是要把群众喜闻乐见与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防止陷入单向度的片面性。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抢占文化发展制高点和国际舆论话语权。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等凭借自己的综合实力，新闻网点和记者遍布全球，成为国际新闻的垄断者和批发商，这就为它们包装、操控、引领国际舆论提供了便利。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利用我国突飞猛进发展的卫星和电视技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传播平台，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5.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供生态文明基础。在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谁拒绝它谁就是不文明的表现。马克思很早就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并把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4)。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充分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解决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按需分配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瓶颈的战略举措。与美国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不同，中国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精神，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执政党的中央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约束性指标写进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评价，也赢得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主动权。
综上所述，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和频繁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维护好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对于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