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总统选举战况

㈠ 为什么网络安全很重要

摘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4年年初成立，之后召开过三次会议，规格一次高于一次。为什么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如此重要?

关键词：

网络安全

周末有一条消息，由于假期因素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21日闭幕，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两高”负责人等也均参加会议。这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委员会后的第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史上规格最高”的网络安全会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4年年初成立，之后召开过三次会议，规格一次高于一次。为什么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如此重要?

一、涉及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首先关乎国家安全。我们看几个案例。

今年年初，美国政府多次以安全为由，不允许美国本土的移动运营商销售华为手机。这是一个号称“自由市场”国家，政府却动不动干预市场规则，为何?害怕华为即将推出的5G网络会威胁他们的数据安全。

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这段时间非常苦闷，因为他的公司可能面临着巨额罚款，原因就是数据泄露。据说，Facebook的用户数据被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用不正当手段拿到，并且用于分析用户的喜好，用公司的话说，“可以开发消费者和选民的心理特征，然后用这个秘密武器来影响消费者和选民的意愿，这比传统广告更加有效。”这家公司协助特朗普成功竞选为2016年的美国总统，还参与了英国退欧公投等活动。

日前，美国对我国中兴公司全面制裁，下达了芯片销售禁令，于是这家市值千亿的公司顿时“休克”，8万职工随时有可能下岗。这就是信息化的力量。

通过以上几个新近发生的案例，就能明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意义所在。事实上，特朗普是深谙此中之道的高手：他不仅仅在竞选时使用网民数据分析选情，上任以后甚至被称为“推特治国”的总统，非常善于利用网络传播自己的主张，在日理万机的同时，每天发微博甚至能达到惊人的50条以上。同时，他也对国外通讯公司进入美国，或者收购本土高科技企业异常警惕，很多禁止销售、禁止收购的命令都是他直接下达的。

早在多年以前，互联网就成为了恐怖组织招募成员和“洗钱”的渠道，去年欧洲发生了多起恐怖事件都是通过网络联络组织执行的。与此同时，欧洲公民自由委员会也于去年通过了新的法案，允许欧洲刑警组织通过网络来追捕恐怖分子、打击犯罪。

二、影响经济社会稳定

网络安全还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处理不好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产生了海啸，造成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从当年3月开始，海水被核辐射污染的传言开始在网上发酵，浙江、广东、上海、山东、江苏、湖北、四川等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食盐抢购潮，多数超市货架上的食盐被抢购一空，造成了人心恐慌。中盐总公司甚至紧急启动应急机制，确保食盐供给。这次事件，究其原因，就是一些盐商利用人们的从众和恐慌心理，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制造食盐被抢购的假象，结果假象成了真相。

有些网络信息专门针对辩识能力不足的青少年进行传播，如黄色信息、暴力影像、不良游戏……还有一些似是而非、扮着“学术”面纱的信息，实则宣传历史虚无、诋毁民族英雄、鄙视传统文化，对青少年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

前些年，网络上出现了否定革命先烈的现象，比如人们熟悉的雷锋、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黄继光等，都被戏说和调侃，有的说这些英雄先烈人品低下，或是说他们的事迹虚假、无法用常理解释。后来发现居然是几家公关公司为了炒作某个网络平台而编造了这些话题。但如今的青少年没有经历过战争岁月，甚至没有经历过苦难，商家的调侃有可能就成了他们印象中的事实。而缺少了历史感和对英雄的尊重，这些青少年未来就有可能对民族和国家不认同。

这段时间，短视频行业遭遇集中整改。究其原因，猎奇、价值观不正使然。在快手的网络直播中，竟然出现了“14岁早孕妈妈”这样的网红，未成年人怀孕在快手竟然成了一种荣耀。试想这样的网站不被整顿，如果大批孩子迷上了这样的网络平台，是不是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社会影响?

三、侵犯人民群众利益

网络是把双刃剑：在常人手中，便于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而到了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就成了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

网络黑客就是一类别有用心的人。去年，一种名为“勒索病毒”的电脑病毒通过邮件、程序木马、网页挂马的形式在全网传播。用户文件一旦感染，即被锁定，必须拿到解密的私钥才有可能破解。而拿到私钥的方法就是付费解锁，相当于“勒索”。这种病毒对用户财产和手机安全均造成严重威胁。

还有一些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加上违法成本较低，致使大量个人信息在网上肆意传播，严重侵犯个人隐私，有些甚至引发命案。2016年，山东女学生徐玉玉因为被诈骗电话骗走大学学费9900元，伤心欲绝，最终心脏骤停死亡。警方调查发现，原来犯罪分子从网上购买了5万余条山东省2016年高考考生的信息，这是导致徐玉玉被骗的根源。

还有人通过互联网金融布下“裸条”陷阱。2016年6月，有人通过一款熟人间网络借贷平台提供“裸条放款”，即进行借款时，以借款人手持身份证的裸体照片替代借条。当发生违约不还款时，放贷人以公开裸体照片和与借款人父母联系的手段作为要挟逼迫借款人还款。一些借款的女大学生诉称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还有一些低级生活谣言，对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产生影响。比如《一包方便面，肝脏需要排毒一个月》、《糖尿病再也不用打针吃药》、《剧烈胸疼马上服硝酸甘油和阿司匹林》……这样一些不科学的信息在老年人微信群中传播，如果有人对之深信不疑，那后果会非常严重，轻者造成疾病延误，重者可能会危及生命。

总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艰巨且复杂。我国目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网络等领域已经形成了全球优势，经济社会发展也正从后工业化大跨步迈向信息化。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对于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㈡ 数据安全有哪些案例

“大数据时代，在充分挖掘和发挥大数据价值同时，解决好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刻不容缓。”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石现升在贵阳参会时指出。

员工监守自盗数亿条用户信息

今年初，公安部破获了一起特大窃取贩卖公民个人信息案。

被窃取的用户信息主要涉及交通、物流、医疗、社交和银行等领域数亿条，随后这些用户个人信息被通过各种方式在网络黑市进行贩卖。警方发现，幕后主要犯罪嫌疑人是发生信息泄漏的这家公司员工。

业内数据安全专家评价称，这起案件泄露数亿条公民个人信息，其中主要问题，就在于内部数据安全管理缺陷。

国外情况也不容乐观。2016年9月22日，全球互联网巨头雅虎证实，在2014年至少有5亿用户的账户信息被人窃取。窃取的内容涉及用户姓名、电子邮箱、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和部分登陆密码。

企业数据信息泄露后，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用于网络黑灰产运作牟利，内中危害轻则窃财重则取命，去年8月，山东高考生徐玉玉被电信诈骗9900元学费致死案等数据安全事件，就可见一斑。
去年7月，微软Window10也因未遵守欧盟“安全港”法规，过度搜集用户数据而遭到法国数据保护监管机构CNIL的发函警告。

上海社会科学院互联网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随着数据资源商业价值凸显，针对数据的攻击、窃取、滥用和劫持等活动持续泛滥，并呈现出产业化、高科技化和跨国化等特性，对国家和数据生态治理水平，以及组织的数据安全能力都提出了全新挑战。

当前，重要商业网站海量用户数据是企业核心资产，也是民间黑客甚至国家级攻击的重要对象，重点企业数据安全管理更是面临严峻压力。

企业、组织机构等如何提升自身数据安全能力？

企业机构亟待提升数据安全管理能力

“大数据安全威胁渗透在数据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大数据产业的各个环节，包括数据源、大数据加工平台和大数据分析服务等环节的各类主体都是威胁源。”上海社科院信息所主任惠志斌向记者分析称，大数据安全事件风险成因复杂交织，既有外部攻击，也有内部泄密，既有技术漏洞，也有管理缺陷，既有新技术新模式触发的新风险，也有传统安全问题的持续触发。

5月27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石现升称，互联网日益成为经济社会运行基础，网络数据安全意识、能力和保护手段正面临新挑战。

今年6月1日即将施行的《网络安全法》针对企业机构泄露数据的相关问题，重点做了强调。法案要求各类组织应切实承担保障数据安全的责任，即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另外需保障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安全可控。

石现升介绍，实际早在2015年国务院就发布过《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就明确要“健全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强化安全支撑，提升基础设施关键设备安全可靠水平”。

“目前，很多企业和机构还并不知道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数据安全管理能力，也不知道依据什么标准作为衡量。”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数据安全管理尚处起步阶段，很多企业机构都没有设立数据安全评估体系，或者没有完整的评估参考标准。

“大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已提国标申请

数博会期间，记者从“大数据安全产业实践高峰论坛”上了解到，为解决此问题，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职能部门与数据安全领域的标准化专家学者和产业代表企业协同，着手制定一套用于组织机构数据安全能力的评估标准——《大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该标准是基于阿里巴巴提出的数据安全成熟度模型（Data Security Maturity Model, DSMM）进行制订。

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总监郑斌介绍DSMM。

作为此标准项目的牵头起草方，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总监郑斌介绍说，该标准是阿里巴巴基于自身数据安全管理实践经验成果DSMM拟定初稿，旨在与同行业分享阿里经验，提升行业整体安全能力。

“互联网用户的信息安全从来都不是某一家公司企业的事。”郑斌称，《大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的制订还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国家信息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公安三所、清华大学和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等业内权威数据安全机构、学术单位企业等共同合作提出意见。

㈢ ＂通俄门＂会如何扰动中美网络安全合作

自特朗普正式签发网络安全总统行政令后，8月9日将是第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在那时，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形成一份全政府范围的网络风险管理报告；提出一份计划，通过“共享服务”的方式实现联邦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形成一份国际合作与强化（网络）威慑的战略文件；在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落实“市场透明”的途径等。以美国商务部国家技术标准局（NIST）、国土安全部、国防部等为代表的机构正在为达成这些目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较之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具有鲜明的特色。根据2017年5月发布的2018财政年度预算案来看，国土安全部、国防部成为了重点与核心。从传承来看，这个举措再度向小布什政府2006-2008年推出的全面国家网络安全倡议（CNCI）回归，受到奥巴马政府偏爱的司法部，特别是联邦调查局则再次遭遇冷落。

从宏观战略层面看，中美网络安全关系的总体方向还是十分稳定的，但在具体议题领域必须做好应对新一轮不确定性的冲击和挑战。

㈣ 特朗普出台了什么命令

据《今日美国报》5月11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签署了一项人们期盼已久的行政令，旨在改善美国网络安全。

埃菲社5月11日报道称，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批准成立关于选举系统“清廉”问题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去年11月总统大选期间可能出现的欺诈行为。该委员会由副总统彭斯领导，副主席则由堪萨斯州州务卿克里斯·科巴克担任，预计将在2018年出具结论性报告。

㈤ 大家觉得亮通网络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怎么样

非常不错，我们公司之前在我接头下和亮通合作过。亮通提供了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核心交换机部署虚拟路由表，实现不同区域业务流量逻辑隔离；使用VRF隔离满足业务互访安全检测需求

㈥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对全球网络安全有何影响

析美国先发制人战略
先发制人战略是乔治?W?布什任内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它既是美国为消除九一一恐怖阴影做出的带有激进风格的战略选择，又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扩张的相对“理性”手段。自从一年前美国将伊拉克作为先发制人的第一个试验场开始，该战略的命运就已经与伊拉克局势的发展以及布什的个人政治前途，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目前，美国总统选战刚刚进入白热化阶段，先发制人能否继续成为下一届的战略选择，仍是个未知数。但是，它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已经十分明显。

作为一种指导美国“反恐”行动的军事战略，“先发制人”是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尺度，以绝对安全为目标，采取一种超前性和进攻性的战略态势，在恐怖主义势力和“敌对国家”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威胁前将之摧毁。该战略的出台并非偶然，而是在布什一面对阿富汗“反恐”战争进行总结，一面对国内、国际安全环境重新评估的过程中，逐渐酝酿而成的。它与“国土防御”内外结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布什任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先发制人战略自提出至今已近两年，在其指导下的美国对外军事干涉行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这些行动给美国国家利益以及世界政治带来的深刻影响已经开始明朗化。本文试图从心理渊源、理论基础、干涉模式等多方面对先发制人战略重新进行系统化解析，以求得出一些理解该战略的新思路。

先发制人战略的心理渊源

先发制人战略是产生于特殊社会氛围，带有激进风格的一种军事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美国人心中的“恐怖阴影”和“帝国梦”相互掺杂的外在表现。

被喻为美国历史上又一次“珍珠港”的九一一事件，带来了美国正常社会节奏的紊乱。恐怖气氛之下，美国经济一度连续季度负增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曾跌至自30年代大萧条的最低位，航空、旅游、保险等行业所受打击更无法用数字估量；美国社会的政治气氛也开始安全化，“美国情结”无处不在。

由此，“国土不安全”，“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捉摸不定”，“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在于极其危险的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等这些社会共同的心理感觉，也就不可避免地作为主要结论反映在布什国家安全环境评估中，这在冷战后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越是摆出坚决（甚至极端）的姿态，就越会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九一一后，有关国土防御、增加防务开支，甚至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提案在美国国会几乎都得以高票通过，就是典型的例子。

可以认为，面对九一一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位总统在台上执政，恐怖主义问题和“反恐”机制建设都会成为战略重点，美国都很有可能进行对外干涉。不同的是，作为保守理念忠实信徒，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更具“预防性攻击”特色。

“反恐”一时成了全民性的任务，却并没有动摇美国人在后冷战时期对帝国理想的追求——确保和利用“独大”地位，用西方民主理念和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因此，布什一直坚持的“反恐”口号是“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战”，目标则是打击恐怖主义，并“锻造有利于美国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并以适应新世纪需要的方式重新定义旧有模式。从这一点讲，布什战略的先发制人战略与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手法”变换而已。

克林顿时期积累的丰厚经济遗产，为先发制人战略提供了强大的实力支撑，使布什更有信心和理由“主动出击”。克林顿以成功的经济政策“打造”了以知识与信息经济为中心的“新经济”，使美国经济保持近十年的繁荣。到2000年财年，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了33%，而克林顿以前的20年，除个别的年份外，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23%-25%的水平上。这样，即使布什时期美国的军费开支屡创新高，美国的国防投入占GDP的比例也没有高到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

先发制人战略的理论基础

与冷战后美国旧有国家战略相比，先发制人战略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而言，没有缺失多少“理性”成分。它的出炉并非是“笃病乱投医”、一蹴而就，而是有坚实的立论基础的。里根时期鼎盛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在克林顿时期卷土重来，并在布什上台后再次成为美国外交的行动指南。

新保守派是美国保守阵营中在外交政策领域极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它的外交理念因共和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国会领导权，而增强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度。在国会的作用下，克林顿外交战略中“过于相信”多边主义和“四面出击”两大“错误倾向”逐步被纠正，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得到了更多重视。比如，克林顿受压之下逐步减少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力度，放弃了自由派倡导的低投入政策，离任前美国的防务预算已接近于冷战结束初期的水平，NMD研发获得的拨款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即便如此，新保守派仍认为，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一直沉湎于“战略间歇期”，从道德到战略，全方位向敌人缴械；克林顿以放任自流或逃避的方式放弃了美国世界责任；美国的军事实力因防务开支的过分削减而到了不足以应对未来挑战的程度。

新保守派在2000年大选前为克林顿以后的美国对外战略作了如下设计：第一，重新拾起里根时期引导美国走向冷战胜利的那些“非常规”教义，继续开展 “保卫和扩展”国际秩序的行动，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向美国价值观提出挑战的新“纳粹政权”的出现。第二，美国积极追求领导权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敌意，反对者有可能与其他“独裁政权”或“流氓国家”组成战术联盟，或者试图分化美国的盟国。但这是美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是美国力量外化不可逃避的形式。第三，如果想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就不能半途而废，就应把外交和军事行动进行得更彻底和有效。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不能仅像海湾战争中一样，把战争目标局限于解放科威特，而是应该彻底铲除萨达姆独裁政权，直至与美国友好的新政权得到巩固。

由此看来，“先发制人”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布什的当选使保守主义思想彰显，九一一事件使孤立主义销声匿迹，新保守派的对外干涉理念得到全面贯彻而已。

先发制人战略的伊拉克方式

阿富汗“反恐”战争基本上是美国对于九一一事件的应急性反应，但是通过这次战争，美国不仅成功地展示出超强的军事力量，而且牢牢地控制了全球反恐规则的制定权。为巩固和扩大“反恐”成果，布什迅速将伊拉克选为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国内、国际动员。可以说，先发制人战略模式的成型和伊拉克战争对象的选择是一个决策过程的两个结果，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指导，后者是前者的第一次验证。因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外交实践和军事行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先发制人样本。

列入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支持恐怖主义”黑名单的国家不少，布什却把萨达姆政权第一个挑出进行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其原因在于：美国在伊拉克经济资源诉求不小于安全诉求；伊拉克处于“无赖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核心区域，战争具有更明显的示范效果；伊拉克处于大国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的边缘地带，战争不易引起其他大国的过分紧张；萨达姆对国内的独裁统治使美国公众对之好感甚少，有利于美国国内的战争动员；美国拥有海湾战争的历史经验，而且遭受十余年经济制裁的伊拉克国力更加虚弱；对伊拉克的“遏制”和“聪明制裁”机制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没能“阻止其秘密武器的生产，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提供资助，或成为不稳定之源”。这些独特性使美国的决策者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收益预期大大高于成本预期，新保守派激进但不失“理性”的战略目标选择方法可见一斑。

美国以近乎轻松的方式完成了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萨达姆政权彻底垮台。美国在战略层次获得了如下好处：其一，世界“独大”地位再次得到有效印证。战前美国的单边主义与霸权意识已显露无疑，俄法德中等大国对此强烈反对。但在战争结束后，为了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不被边缘化，法俄德等反对者不得不争相与美国修好。当然，这是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使然。一个明显的结论却是，美国的意愿是不能怠慢的。其二，通过对伊拉克石油资源的控制，赢得了经济利益和战略主动权。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就相当于控制了其他国家经济的命脉。无论对伊军事占领要耗费多少国力，无论2004年大选后谁上台执政，美国都不会放弃在伊拉克既得的经济利益。其三，通过军事行动重塑中东政治版图的努力，对“无赖国家”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伊战后，被美国列入 “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黑名单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以及朝鲜，都先后明示出不同的妥协姿态，尽管其含金量仍要以美国能否最终“摆平”伊拉克这一标准来衡量。此外，战争没有对经济复苏造成多少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基本摆脱了九一一事件的消极影响。

先发制人战略从理念、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传统模式进行了“扬弃”或“改良”，似乎引导美国外交走上了一条全新道路。但从美国在伊拉克的实际操作来看，该战略一些先天的、无法克服的缺陷也显露无余：

第一，过分依赖军事手段与恐怖主义“扩大化”

布什认为，由于“恐怖势力和那些‘心照不宣’地为之提供帮助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美国只能通过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深入敌国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也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一逻辑不仅打破了美国外交一贯的“超脱于外，平衡获益”的历史传统，而且错解了恐怖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错用了“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在国家间层次，军事方法是决定性的，它可以颠覆一个政权，甚至使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版图上永远消失；但恐怖主义与其说是政治性命题，不如说是经济、社会问题在政治领域的集中表现，其解决方法只能是综合性的。

由于认识的偏颇和方法选择的不当，美国的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铲除”了萨达姆政权，却也激发了恐怖主义的“潜力”。一些小盟国撤军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不是致命的，可怕的是，占领军不得不同时应对来自于地方武装和恐怖分子的“混杂威胁”。美国提出的“中东民主共同体”计划，也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疑虑和不安，加剧了该地区的政治动荡，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国内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增长。美国遭遇这些的原因，与其说是布什和新保守派没有为“建立友好政权”做好准备，毋宁说先发制人战略从开始就含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成分。

第二，“巩固和强化与盟国关系”与自由选择多边主义

先发制人战略虽然客观上也需要盟友的支持，但是布什一直没有将二战以来的“盟国一致”原则当作美国军事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阿富汗“反恐”战争对美国行动正义性和国际号召力的“成功”验证，使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信心十足。

以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它和主要盟国的关系不会因为一两次分歧而走向破裂，但是从伊拉克战争来看，这些分歧对美国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其一，行动中盟友反对者的掣肘和行动后相互妥协的高成本，使美国不能充分实现其行动前的战略目标；其二，盟友反对者的独立倾向受到刺激，从长远讲不利于美国“一极”统治的实现；其三，盟友支持者会因反对者的存在提高要价，美国只能做出更多的让步；其四，盟友间也需要“大国一致”，一些较小的盟国可以“搭车”，却很难在关键时刻提供可靠的帮助。

如果今后美国仍以伊拉克方式继续实施先发制人战略，那么布什一边“巩固和强化与盟国关系”，一边追求行动自由的“盟国战略”，很可能会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新保守派设计的“自由选择多边主义”，即“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选择不同的盟友支持”的理论，做起来比说起来难得多。

第三，绕开联合国的军事行动与借重联合国的治理进程

在伊拉克问题上，联合国充当的“配角”角色以及一些小国向强权靠拢的“自我保护意识”，皆彰显出既有国际机制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的无效和无力；而重建工作的回归却又证明联合国仍拥有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正统性，美国依然需要联合国来加强其“软力量”。战时美国可以单独行事，但在战后没有联合国对其合法性的追认，就难以成事。这些事实也显示出“先发制人”战略本身蕴含的一组矛盾，即美国的单边行动与“多边理想”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美国霸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多边体制，通过“制度”与“力量”的结合来维持世界体系的稳定。这也是美国自认为优于以往任何帝国霸权之处。新保守派一方面强调“力量”的扩张及其效能，把联合国贬低为“世界官僚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却也要让美国的行动为“自由国家”树立榜样，依靠美国的“道德优势”和“善性本质”来维持领导地位。在伊拉克方式中，这种榜样是很难树立的，因为“自由选择多边主义”干扰了美国与盟国关于“民主共同体”观念的共识。长此以往，美国会因小失大。

先发制人战略的国际影响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破坏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多边机制的有效性，也给新世纪国家间良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阴影。伊拉克战争之外最令人担忧的是，先发制人战略作为一种模式近两年来正在像毒菌一样，在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和比较活跃的地区行为体中间蔓延开来。这些国家也在像美国一样，摆出强势姿态，明确打击对象，加强军事准备：

2003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原则在国际实践和国际生活中得到确立，为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俄罗斯将保留“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权利。

2004年3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年度《东亚战略概观》，明确提出日本自卫队应确立先发制人战略的观点，声称如果发现朝鲜准备用弹道导弹袭击日本，自卫队有权对其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2004年3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演讲中除了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外，呼吁联合国修改国际法以授权进行类似“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

此外，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也都相继提出了“先发制人”主张。

如此一来，“先发制人”一时成了“世界潮流”，似乎用之就是抓住了战略主动权，不用就会损害国家利益。“先发制人”之风推动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尚武倾向，对于世界和平的长久维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在共同“反恐”旗号的背后，对“威胁来源”的不同认识和判断，反映了不同国家迥异的心理动机。比如俄罗斯认定的主要威胁是国内肆虐的恐怖主义分离势力和北约快速的东扩步伐，其选择是被动的；日本的理由则是几乎不可能对其构成多大威胁的一个弱小邻国，其选择是主动的，显然另有所指。比较而言，作为一个对侵略历史没有进行充分反省的国家，日本的这一战略倾向更具危险性，更容易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造成威胁。

作为一种典型的“权力至上”的现实主义战略观，先发制人的蔓延虽不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却真实地映射出国际力量结构失衡状态下大国角逐消极的一面。可悲的是，除美国之外，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改变它。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成功实现伊拉克的“政权改造”，“先发制人”还会被炒作的更加火热，因为美国和“盟友”会变本加厉地借“传播民主价值观念”之机，扩张国家权力。

先发制人战略与中美关系

九一一以前，布什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尝试性的，基本都是依照旧有的传统，从大国实力竞争和防止出现“挑战者”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九一一以后，先发制人战略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由重视“传统安全”议题转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由于战略关注点的分散和复杂化，美国暂时无力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地缘压力，在“反恐”战争中借重中国的一面增多。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明确把中国排除在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等现实敌人之外，并将中美关系归于“大国合作”范畴。至今，中美合作框架基本保持的了良性发展的局面，美国对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和阿富汗重建进程中的表现比较满意，布什及其的主要成员对中美合作关系大都持肯定意见。

但是，我们只能以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看待“反恐”战争中的中美合作，因为：第一，中美整个合作进程仍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合作关系主要局限于“问题”层次，没有也很难步入机制化轨道。受到实力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中国很难对周边之外的美国行动加以有效约束或享有实际发言权。第二，特殊时期的关系缓和消解不了美国人内心深处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上的心理矛盾。美国至今认为，中国在努力寻求美中关系稳定化的同时，将会继续寻求机会削减美国在东亚的地区影响力；中国之所以经常“含糊”地阐述国际主张，就是想为发展国力赢得更多的时间。而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流氓国家、武器扩散”等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有一定的联系，不能期望美国会在“反恐”战争中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仍是结构性的，即不管中国以何种方式崛起，美国都不会不加防范。

如果美国能够成功解决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中美关系还能不能维持目前的良好状态，仍是个问题。

先发制人战略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一贯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不主张单方面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而也不会仿效美国，将“先发制人”纳入战略轨道。但是，我们在批判有些国家通过先发制人谋求狭隘国家利益的同时，却不能忽视它作为理论模式的一些新颖之处。

第一，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综合安全思路。“国土防御”和“先发制人”，作为九一一以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的两大任务，实际上比较科学地将两类安全问题、将现实需要和维持美国优势的长远目标结合了起来。布什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与其说是战略目标，不如说是达到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其说被迫行动，不如说抓住了行动的机遇。同美国一样，中国的发展也同时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双重挑战，决策者只能用一种统筹观念，才有可能分清不同问题的轻重缓急，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决策。

第二，战略选择中的“前瞻性”国家利益观念。

先发制人在新保守派那里既是一种战争模式(preemptive war)，也是一种超前型思维方式，而且后者比前者重要的多。对于其他国家也存在这样一个“真理”:只有提前预测甚至感受到安全问题的危险性，才能早作打算，早作准备，并在事实上节约解决成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亚太地区性大国中唯一没有提出“先发制人”的国家，中国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也更需要缓解这些压力。以暴易暴的方式并不可取，却也不能因此否定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独到之处。

第三，安全问题的现实主义分析起点。先发制人战略思路，以“丛林状态”看待国家间关系，以强大的防务保障安全，以绝对的力量优势谋取胜利，是彻底现实主义的。美国的姿态既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也塑造了这一现实。深受美国影响的其他国家即使不承认现实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也只能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作为分析安全问题的出发点。当然，纯粹的现实主义方法有其弊端，比如强调“道德”而忽视规则，倡导“正义”却难免“利益交换”。避免这些弊端的方法可以是多样的，但问题的分析起点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景

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给很多国家增加了战略压力，美国似乎也在一日之间变成了无以约束的“暴君”，可以到处挥舞大棒。但是，新保守派以外美国保守阵营的大多数人，传统上并不认为美国可以滥用武力，因为“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像十字军东征一样铲除挡在前面的每一个邪恶政权”，而是要严格地将“虚幻的愿望”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审慎地”依据国家利益分配资源。共和党保守派内部的这一分歧对行政当局的牵制作用不易低估。比如，伊拉克重建中美国遭遇的挫折，已经使先发制人战略的实用性遭到质疑。温和保守派鲍威尔在解释该战略时辩称，“所谓先发制人，是针对阻吓无法产生效应的非国家威胁如恐怖分子而言……这决不是要取代阻吓，而是要辅助这个策略……我们的战略并非根据先发制人理论制定……它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还谈不上什么战略甚至理论”。

先发制人战略能否在未来继续执行下去，将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对伊拉克“政权改造”比较成功；第二，布什连任；第三，存在与伊拉克类似的着力点或再次发生类似于九一一事件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几点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就目前局势而言，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景、布什的个人政治命运已经和伊拉克重建的步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按照美国大选的惯例，在任总统外交政策的成功不一定意味着得分，而外交政策的失误却肯定会导致其失分。虽然离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还有半年多，布什同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在对伊政策问题上的较量已经白热化。

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走上了“不归路”，因为他只有及时平息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并在大选前“顺利地”从伊拉克“全身而退”，才有可能获得连任机会，才能将先发制人发扬下去。如果布什成功，“先发制人”战略将会被作为重塑美国精神的“榜样”，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即使美国“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列得再长，“伊拉克模型”也不会更多地被复制。否则，布什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越战时期的约翰逊。

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提出的对外政策主张志在“弥补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争给美国安全和领导地位带来的损害”：第一，美国的对外军事行动必须首先得到国家立法的授权；第二，为尽快赢得和平，美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第三，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更为综合性的“反恐”计划；第四，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是赢得整个“反恐”战争的关键，但美国在以重建中应通过外交手段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盟（包括取得联合国的支持）。可以肯定，如果克里当选，美国不会减少对外干涉，但其策略和手段会有较大变化。

㈦ 为什么美国总统大选不采用网络投票

2012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电视辩论阶段，美国时间11月6日，美国人民就将投票选举出下一任美国总统。1960年，电视媒体的兴起开创了总统候选人之间电视辩论的先河，而现在网络时代已经来临，网络的普及能不能给总统选举带去什么新内容呢？
就目前而言，美国的总统选举体系并不完美，票选环节便是关键之处。票选舞弊、恐吓选民、党派操纵、故意将票站设远的案例时有发生，投票率低下（美国投票率通常小于50%）也是挥之不去的问题之一。按理来说，在这个电脑、智能手机等计算设备和网络都已经普及的时代，使用网络在线投票应该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难题。可是，网络真能发挥我们想象中的功效吗？答案是：不行。
技术障碍：确保投票平台安全和可靠是个大问题
由于总统大选的特殊性，该选举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虚假。如果人们要借助网络投票系统来进行票选，那么系统的性能必须经得起多方考验。第一，这套系统要保障每一个选民的选票内容不会泄露给第三方；第二，选票系统要记录每一张选票背后的选民信息；第三，该系统要保证每张选票背后的选民信息不会被第三方探知；第四，该系统要保证每位选民只能投票一次；最后，系统的统计数据要完全反映选票的真实情况，不能出现任何误差。这必须是一套可靠、灵活、方便的系统，而且还得是一套省钱的系统。人们能否开发出满足以上所有要求的网络投票系统呢？大部分业内专家都对此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有关网络投票系统的开发从2000年就开始了，至今也有不少测试系统问世，但与之相伴的却是不绝于耳的警告声。无论是网络安全行业内的专家，还是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这样的政府组织，都从测试系统中发现了系统安全、选民身份认证和选票审计等相关方面的漏洞。行业专家认为，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内，一套能够满足选举要求的网络投票系统都无法诞生。网络在我们的印象中向来是无所不能的存在，它为何突然变得如此无力了呢？

斯坦福大学教授大卫·迪尔（David Dill）是研究网络投票系统的专家，他认为这套系统的诞生不仅远在天涯，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到来。作为计算机安全领域的专家，迪尔掌管着“选举核实”（Verified Voting）组织，该组织的工作目的就是开发一套满足选举投票要求的网络投票系统。“在我看来，网络投票对于总统选举的价值是存在的，但我们始终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如果只有一两个问题需要解决那还好办一些，但事实是：存在的问题太多了。”
迪尔认为，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投票平台的可信度。当人们使用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时，他们需要依赖个人电脑、平板和手机等终端设备，然而这些终端设备无法保证选民投出的选票信息不被篡改。“网络投票就是为了便捷，所以必然要牵扯到这些非常私人化的终端设备。电脑上会不会有病毒，会不会有恶意软件，这些都不好说。” 迪尔认为，许多人的电脑事实上早已遭受网络黑客的进攻沦为肉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使用密码学手段加密选票信息，黑客依然有办法篡改上传的数据。况且，黑客并不是唯一的威胁来源。总统选举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想方设法操纵选票的单位和个人数不胜数。这些人可能是黑客，也有可能是应用的编写人员，而应用编程人员拥有进入操作系统的合法身份。 设想一下，当用户在《疯狂的小鸟》中愉快地发射小鸟时，他可能就把自己的选票投出去了。 总之，通过移动设备投票的想法十分不靠谱。“长远地说，谁也不能保障这些设备的安全性。”迪尔表示，即使人们在移动设备上安装了安全控件，他们依然无法阻止自己的设备被操纵，安全控件挡不住拥有进入操作系统合法身份的编程人员。
虽然困难重重，但人们开发网络投票系统的信念却从未动摇。支持者认为，在目前的投票体系内，选民为了投出自己宝贵一票需要在路上耗费很长时间，在许多票站还都存在选民排起长龙的拥堵情况。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身边的设备上网投票，投票率会爬升到历史无法企及的高度，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民主的福音。
在“民主福音”的召唤下，美国人民在过去的十几年内的确做了大量的尝试。1999年，比尔·克林顿要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开发一套值得信赖的网络投票系统，希望借此挽回日益低落的投票率。2000年，民主党在亚利桑那州的初选中使用了网络投票系统，而共和党也在阿拉斯加州的选举前民意调查中使用了网络投票系统，然而这些系统无一例外地夭折了。对于这些不完美的测试系统，计算机信息领域专家大卫·杰弗森博士（Dr. David Jefferson）和艾未尔·鲁宾博士（Dr. Aviel Rubin）认为，问题出现在计算机和网络的基础架构之上，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出现，网络投票只能是天方夜谭。

用户需求：美国总统四年才选一次，公众对网络投票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尽管网络专家预断了网络投票的不可实现性，但现实中依旧坚持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还大有人在。Safevote、Everyone Counts和Diebold While等组织都在不断开发属于自己的专利技术，他们还与各级政府部分达成了小规模的合作。纸质选票的缺点也越来越多地被各州政府接受，不少州政府都为选票实现了电子化，当然他们仍旧无力采用远程网络投票。
人们在网上阅读，在网上购物，网络正在慢慢占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网络投票系统的支持者认为，只要人们有在线投票的需求，困难终究会被克服。“网络投票终将实现”，这种论调看似公理般无需证明，却实为一种空泛的念想。事实上，对于普通人而言，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并不如每天都能在线购物那般重要，而政府钻研网络投票系统的动机也只有提升投票率一点。对于军方而言，开发网络投票系统是为了给身处异乡的大兵们投票权，但他们的动机也仅限于此。“一切只是时间问题。人们通过网络做任何事情，只要他们有在线投票的需求，困难终究会被克服。”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前任理事戴夫·马森（Dave Mason）对网络投票系统的未来持有乐观态度，然而与他站在同一战线上的公众真是少之又少。
科技发展的力量不容置疑，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足够大的用户需求，完美的网络投票解决方案终将出现。但是，仅仅是总统选举这一件事无法激起足够的用户需求。
美国总统选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5年，那时的社会形态与如今完全不同，所以总统选举这个事情的概念也大不一样。当时人们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总统选举倒成为了最好的休闲之一。“投票是一项社会活动。十九世纪时人们在投票之余会聚集在一起，押宝哪位候选人将获得成功。而现在，我们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票站，让他体验生活，明白作为一名社会公民都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从某些角度来说，选举投票会驱使人群有目的性地流动。”马里兰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 of Maryland）政治学科教授麦克·J.G·该隐（Michael J. G. Cain）认为传统的投票活动没必要改变。“当然我也不是说改变就不会发生，但至少不是现在。”

在刺激投票率方面，网络投票系统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有待考证。影响投票率的因素十分复杂，比如说，对于许多放弃选票的选民而言，给予更加便利的投票方式对他们毫无价值。在俄勒冈州（Oregon），选民在亲赴票站之余也可以通过邮件投票，但这个政策并没有收获多少的投票率。在网络投票之余，美国政府还能提供一些更为简单的促进方案，比如将选举日定为公休假，或是将放宽投票期限，这些手段都不用网络工程师出马。
值得认可的观点认为，推出网络投票系统的难度太大，人们应当把精力放到其他更亟待解决的难题上。所以，本领高强的互联网这次是碰到了一座拿不下的五指山。11月6日，美国人民仍然需要去票站排队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