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网络贫富差距

‘壹’ 如何减小贫富差距

加大力度进行二次分配的目的性控制，平衡财富的二次分配，减小贫富差距的根本任务，我认为要提高生产力，加大收入，增加国家财富，同时，注意民生问题，这就涉及到工人阶层的大众阶层福利和工资等问题，另外，增加行政干预，进行调整，另外，大胆解除地区歧视等行为常规操作，实行全国范围内平等，破除地区的封锁，让我们全国人民共享平等机会

‘贰’ 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分配公平正义的举措有哪些

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纠正的成本就会过高。初次分配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应国民收入依法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金、欠薪应急周转金等制度，努力促进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扭转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关键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加强财税调节。财政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强力工具。在收入方面，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利用税收杠杆达到“限高补低”的效果，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取方式、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等。在支出方面，应建立起财政增加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财力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比如硬性规定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省（区、市）向区县转移支付的占比等。通过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特殊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三，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充分就业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础。促进就业创业，一靠发展，即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比如支持内陆省份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优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劳动力和困难群众就业，比如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帮助农民工及新生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以带动大中专毕业生等群体创业等。"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第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充分发挥教育作为
社会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不让处于弱势的社会成员输在“起跑线”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加大财政投入，补齐农村教育在“软件”、“硬件”两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终保持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教育照顾好农村留守儿童、完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等。

第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面临的风险 提高政府的财政支出，切实解决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失业保障金的管理上，严厉打击某些贪赃枉法者将“救命钱”挪作他用的行为。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通过各种措施解决他们的难处。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七，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第八，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第九，加强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叁’ 如何缩小我国现存的贫富差距26

措施一：完善个税制度，缩小收入差距

总体上，我国的税收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的作用较为明显，而其调节个体收入差距的功能则未得到有效发挥，这可以集中地反映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由于个人所得税直接对个人的财产收入征税，而所有的社会财富分配最终都体现为个人收入的分配，因而个税制度对于调节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差距具有直接而显着的效果。

但是，我国税收制度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严重削弱了个人所得税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合理，税收过于依赖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而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过低，如在2009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仅占6.6%；另一方面，个税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的缺陷。

因此，我国一方面应优化税制结构，在总体税负不加重的前提下，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量中的比重；同时，应推动《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科学合理地选择课税单位，实现个人所得税由分类课征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转变，合理设计税率、调整税率级距，以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措施二：推动消费税改革，抑制不合理消费支出

消费税是对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征收的，而应税消费品的购买者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即相当的收入水平。因此，消费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调节社会分配的不公，并且部分弥补个人所得税对灰色、黑色等不法收入失灵的不足。但我国当前的消费税征税范围较小，税率结构不合理，并且采用价内税的征收方式，制约了消费税作用的充分发挥。鉴于此，我国应研究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如对娱乐消费、高档服装、境外旅游、豪华游艇、高档别墅等消费项目，可以考虑纳入征税范围之内；对于奢侈品消费，可以适当提高税率；而在征收方式上，宜将当前较为隐蔽的价内征收改革为价外征收，以提高其征收效果。

措施三：适时开征物业税，防止“炒房客”挤压“蜗居族”

作为大宗财产的房屋一般是个人财产的“大头”，对房产的占有情况往往也体现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因此，对房产征税乃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同时，通过对个人住房尤其是高档住房、多套住房，对其持有环节开征物业税，可以加大投机购房的“炒房客”持有房屋的成本，从而抑制投机性购房，抑制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过快上涨，使一般民众能够买得起住房，防止“炒房客”挤压“蜗居族”。

措施四：研究征收遗产税，避免财富过度集中

遗产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又一利器，它的合理征收，可以有效实现“劫富济贫”的目的，防止财富通过代际积累不断集中。据悉，全世界目前大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征收遗产税，其主要征收对象只是少数高收入者。我国于2004年曾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但其争议较大，立法进展比较缓慢。鉴于我国目前贫富差距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日渐凸显，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培育了一批“富豪”级的高收入者，我国应加快研究开征遗产税。

财政支出 二次分配中共享社会财富

措施五：继续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要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就需要在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多做文章。应继续推动新农村建设，在财政支出安排上应把“三农”投入作为重中之重，特别应对农村人口占比多的地区加大财政投入；继续改进和完善有关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和财税法律制度，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地区振兴等方面的财税政策和财力支持力度。

措施六：加强城乡扶贫工作，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

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是社会财富分配公平与否的一个直接体现。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09年我国尚有2.1亿、约15.9%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未来我国仍需进一步加强扶贫工作、加大扶贫投入。为此，需继续加大对农村居民的保障力度，提高种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和农用机器补贴和家电购买等方面的补贴水平，扩大实施补贴项目的范围；继续扩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标准。

措施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要缓解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就需要我们着力解决广大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并随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而逐步提高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就当前而言，在财政支出安排上要重点解决好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防止“因病返贫”、“因住返贫”“因学返贫”问题。相应地，还需要从严控制行政机关成本，减少和规范会议经费、人员招待费、出国考察费等方面的开支，加强对行政办公费的审计监督，防止一般性行政开支膨胀和浪费，进而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保障和促进内需方面。

措施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支出

当前我国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上事业上的投入亦显不足，这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调节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方面作用的发挥。如在2009年，社会保障支出在我国中央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仅为7.5%，而美国超过三成，德国则超过五成，相形之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就暴露无疑。为了有效缓解贫富差距、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我国应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制度在弥补市场分配存在的不足、维护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要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险事业的投入。

措施九：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结构中，中央政府集中了主要的财力，而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则显得捉襟见肘。中央政府、省级政府财力的充沛对于在调剂余缺、实现调控本来是一件益事，但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足、转移支付秩序不够规范，反而形成了财力上“层层向上集中、层层对下截留”的效果，以至于“省市有钱修广场、县乡无钱建小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就使得财政在调节贫富差距、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鉴于此，我们应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财力分配中的比重，并加大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力度，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首先，中国可以给所有公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进一步放宽户口制度，给农村人口更多机会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从长远看，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给流动人口提供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服务，可以加快人口的流动。在一定时期内，对接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城市给予政策支持是值得考虑的政策。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也非常有用。
第二，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通过扩大目前仅限于城市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可以改善所有人获得基础医疗服务的境况。也可以考虑在农村地区推广医疗保险，中央财政最初可以投入一部分，以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这一计划。
第三，建立更有针对性、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不仅能防止贫困，还能带动经济增长。中国仍需改进低保对象的确定，目前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农村低保政策，农村低保只能完全依靠地方资源。
由于中国高度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政府间财政关系对于获得更加公平的服务至关重要。总体上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22％，有足够的资源来确保所有公民获得基本服务。但是，这些资源在全国的分布不均。近年来，中央政府增加了对最贫穷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即便如此，贫富差距仍然十分突出——中国最富有省份的人均支出是最贫穷省份的8倍，省以下的差距也不断扩大。缩小差距并保证重新被分配的财政资源得到较好的利用，是“十一五”期间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应该考虑为大部分人直接提供收入支持的政策的可持续性。例如，最近实行的农业补贴政策。中国应对目前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加以细致的设计和定位，使保障体系有足够的和可持续的资金，并鼓励人们为改善生活而努力工作。应避免“贫困边缘”群体最终比贫困群体更穷的境况，因为贫困群体可以享受到政策的照顾，避免这样的贫困陷阱对鼓励贫困群体就业是非常重要的。

‘肆’ 怎样缩小贫富差距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哈继铭／文

什么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我们对122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析显示，经济增长越快、私人部门比重越大、腐败程度越小、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越大的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越小。

另外，收入差异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是非线性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和很低的国家，贫富差距较小；而人均收入水平在1200至1300美元左右的国家，贫富差距较大。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指标衡量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取值于0与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贫富差距越大。122个样本的基尼系数从0.247（丹麦）至0.743（纳米比亚）不等，均值为0.401，中位数为0.379。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大于0.4的国家，贫富悬殊问题较为严重。贫富差距较大是全球经济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样本中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曾经指出，一国的收入不平衡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人均收入水平极低和极高的国家，收入分布比较均匀；收入水平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贫富差距较大。
这是因为，从低收入开始，一个国家会经历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由于城市工业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程度都比农业人口高，而且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较快，随着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城乡收入差别可能拉大。同时，更多的人口进入收入不均程度较高的工业，使得全社会的贫富不均加剧。高度工业化后，较低收入的工业人口通过提高技能和政治影响力缩小他们与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差距，最终导致贫富不均程度降低。

例如，卢旺达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68和0.289，而人均GDP分别仅为263和645美元（2000年不变价格）。挪威和瑞典的基尼系数与之相近，分别为0.25和0.258，但人均收入却分别高达39198和28912美元（2000年不变价格）。

分析显示，人均GDP在1266美元时，贫富差距最大，这是我们得到的“库兹尼茨阀值”。以这个阀值为起点，人均收入提高一倍，基尼系数下降0.005。

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具体如下：

——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样本中GDP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降低0.01。这表明，经济增长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途经，发展不仅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硬道理，也是实现收入平衡的必由之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用降低经济增速的方法摆脱贫困，而是必须通过经济增长使其尽早超越“库兹涅茨阀值”，并随着国力的增强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如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

——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降低贫富差距。不少人认为私有经济的发展拉大贫富差距，但国际经验和实证分析支持相反的结论。私有经济成分的提高鼓励竞争，扩大就业，降低寻租机会。市场竞争使企业利润趋于合理，就业增长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私有经济的壮大降低政府干预和特权的滥用。我们用一国银行贷款中私有经济占比衡量其私有化程度。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基尼系数下降0.003。

——政府公共政策影响贫富差距。政府开支中医疗卫生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数越小。这两项财政支出指标在回归分析中统计不显着，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公共支出主要是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扶植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而不是直接改变他们的收入分配。但公共支出依然与基尼系数负相关，例如医疗卫生支出和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与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和-0.09。这可能是因为样本中许多政府医疗和教育支出较大的国家（如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价格较高，因而劳动力与资本回报的差异较小，收入分布比较均匀。

——贪污腐败拉大贫富差距。国际透明度机构每年公布各国的腐败感知指数。腐败感知指数与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为负0.3，表明政府官员越清廉，贫富差距越小。设租和寻租行为让政府官员中饱私囊，侵害了普通百姓的基本权利，造成教育和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左右和干预导致收入和资产分配的永久性不平衡，增加低收入者的投资风险，使扶贫和社会救济计划难以落实到真正的穷人并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甚至流入利益集团的腰包。

总而言之，贫富差距的增大绝非经济改革之过。相反，私有经济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缩小收入差异。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行为乃贫富差距之祸根。中等收入国家贫富差距较大属国际普遍现象，而经济增长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必由之路。政府应当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公共开支以缩小贫富差距。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伍’ 当古代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时，古人是如何控制贫富悬殊的

在古代，贫富差距是很明显很严重的，农民简直生活在水火之中，是多么地渴望人人平等，有饭同食，有衣同穿啊。所以有些正义人士为了帮助农民争取到平等利益发起了农民起义，倡导“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等。

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贫富两极分化都是存在的，人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缩减贫富两极分化的距离，人们一直在努力。

后来到了春秋时期，管子提出渔盐之利，富国富民，成为了春秋首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也就是说国家进行统一分配，以较低的价格卖给百姓，以避免商人操纵市场价格，损害百姓的利益。

因为有了那些正义的人士，往后的时期，他们都推行了很多有用的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比如“准平”的政策，“抑强”和“扶弱；再比如“不抑兼并”的政策，还有朱熹提出的建立“社仓”的主张等。

通过以上的各个时期，我们了解到，古代都有采取措施来控制贫富差距，同时也收到多多少少的良好效果，可见，古人的一些理念和智慧可以运用到现代，供我们参考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