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中美关系

㈠ 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和主要矛盾有哪些

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核不扩散问题、防治传染病、气候变化、食品安全、跨国犯罪、全球金融体系稳定。

主要矛盾：美国社会内部分配的两极化问题、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要维护在国际产业分工里的龙头位置、美国过去引以为傲的体制的优越性受到了威胁。

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中美拥有广泛合作空间，两国间坦诚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有助于消除分歧、扩大合作，而且中美间加强对话也有益于国际社会。

并且中美关系从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如今这个矛盾体又有了新发展。中美综合国力对比发生了显着变化，中国追赶美国的步伐对“美国第一”的战略心理和思维造成巨大冲击，引发美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特别是亚太地位的焦虑，据此调整亚太战略又引发人们对中美竞争加剧的担忧。

(1)网络安全中美关系扩展阅读：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合作共赢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关系两国人民福祉，更影响着世界和平与繁荣。

而且中国和美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空间。建交近4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证明，合作共赢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合作共赢才能通向美好未来。

㈡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对全球网络安全有何影响

析美国先发制人战略
先发制人战略是乔治?W?布什任内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它既是美国为消除九一一恐怖阴影做出的带有激进风格的战略选择，又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扩张的相对“理性”手段。自从一年前美国将伊拉克作为先发制人的第一个试验场开始，该战略的命运就已经与伊拉克局势的发展以及布什的个人政治前途，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目前，美国总统选战刚刚进入白热化阶段，先发制人能否继续成为下一届的战略选择，仍是个未知数。但是，它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已经十分明显。

作为一种指导美国“反恐”行动的军事战略，“先发制人”是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尺度，以绝对安全为目标，采取一种超前性和进攻性的战略态势，在恐怖主义势力和“敌对国家”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威胁前将之摧毁。该战略的出台并非偶然，而是在布什一面对阿富汗“反恐”战争进行总结，一面对国内、国际安全环境重新评估的过程中，逐渐酝酿而成的。它与“国土防御”内外结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布什任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先发制人战略自提出至今已近两年，在其指导下的美国对外军事干涉行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这些行动给美国国家利益以及世界政治带来的深刻影响已经开始明朗化。本文试图从心理渊源、理论基础、干涉模式等多方面对先发制人战略重新进行系统化解析，以求得出一些理解该战略的新思路。

先发制人战略的心理渊源

先发制人战略是产生于特殊社会氛围，带有激进风格的一种军事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美国人心中的“恐怖阴影”和“帝国梦”相互掺杂的外在表现。

被喻为美国历史上又一次“珍珠港”的九一一事件，带来了美国正常社会节奏的紊乱。恐怖气氛之下，美国经济一度连续季度负增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曾跌至自30年代大萧条的最低位，航空、旅游、保险等行业所受打击更无法用数字估量；美国社会的政治气氛也开始安全化，“美国情结”无处不在。

由此，“国土不安全”，“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捉摸不定”，“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在于极其危险的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等这些社会共同的心理感觉，也就不可避免地作为主要结论反映在布什国家安全环境评估中，这在冷战后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越是摆出坚决（甚至极端）的姿态，就越会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九一一后，有关国土防御、增加防务开支，甚至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提案在美国国会几乎都得以高票通过，就是典型的例子。

可以认为，面对九一一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位总统在台上执政，恐怖主义问题和“反恐”机制建设都会成为战略重点，美国都很有可能进行对外干涉。不同的是，作为保守理念忠实信徒，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更具“预防性攻击”特色。

“反恐”一时成了全民性的任务，却并没有动摇美国人在后冷战时期对帝国理想的追求——确保和利用“独大”地位，用西方民主理念和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因此，布什一直坚持的“反恐”口号是“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战”，目标则是打击恐怖主义，并“锻造有利于美国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并以适应新世纪需要的方式重新定义旧有模式。从这一点讲，布什战略的先发制人战略与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手法”变换而已。

克林顿时期积累的丰厚经济遗产，为先发制人战略提供了强大的实力支撑，使布什更有信心和理由“主动出击”。克林顿以成功的经济政策“打造”了以知识与信息经济为中心的“新经济”，使美国经济保持近十年的繁荣。到2000年财年，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了33%，而克林顿以前的20年，除个别的年份外，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23%-25%的水平上。这样，即使布什时期美国的军费开支屡创新高，美国的国防投入占GDP的比例也没有高到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

先发制人战略的理论基础

与冷战后美国旧有国家战略相比，先发制人战略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而言，没有缺失多少“理性”成分。它的出炉并非是“笃病乱投医”、一蹴而就，而是有坚实的立论基础的。里根时期鼎盛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在克林顿时期卷土重来，并在布什上台后再次成为美国外交的行动指南。

新保守派是美国保守阵营中在外交政策领域极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它的外交理念因共和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国会领导权，而增强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度。在国会的作用下，克林顿外交战略中“过于相信”多边主义和“四面出击”两大“错误倾向”逐步被纠正，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得到了更多重视。比如，克林顿受压之下逐步减少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力度，放弃了自由派倡导的低投入政策，离任前美国的防务预算已接近于冷战结束初期的水平，NMD研发获得的拨款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即便如此，新保守派仍认为，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一直沉湎于“战略间歇期”，从道德到战略，全方位向敌人缴械；克林顿以放任自流或逃避的方式放弃了美国世界责任；美国的军事实力因防务开支的过分削减而到了不足以应对未来挑战的程度。

新保守派在2000年大选前为克林顿以后的美国对外战略作了如下设计：第一，重新拾起里根时期引导美国走向冷战胜利的那些“非常规”教义，继续开展 “保卫和扩展”国际秩序的行动，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向美国价值观提出挑战的新“纳粹政权”的出现。第二，美国积极追求领导权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敌意，反对者有可能与其他“独裁政权”或“流氓国家”组成战术联盟，或者试图分化美国的盟国。但这是美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是美国力量外化不可逃避的形式。第三，如果想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就不能半途而废，就应把外交和军事行动进行得更彻底和有效。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不能仅像海湾战争中一样，把战争目标局限于解放科威特，而是应该彻底铲除萨达姆独裁政权，直至与美国友好的新政权得到巩固。

由此看来，“先发制人”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布什的当选使保守主义思想彰显，九一一事件使孤立主义销声匿迹，新保守派的对外干涉理念得到全面贯彻而已。

先发制人战略的伊拉克方式

阿富汗“反恐”战争基本上是美国对于九一一事件的应急性反应，但是通过这次战争，美国不仅成功地展示出超强的军事力量，而且牢牢地控制了全球反恐规则的制定权。为巩固和扩大“反恐”成果，布什迅速将伊拉克选为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国内、国际动员。可以说，先发制人战略模式的成型和伊拉克战争对象的选择是一个决策过程的两个结果，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指导，后者是前者的第一次验证。因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外交实践和军事行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先发制人样本。

列入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支持恐怖主义”黑名单的国家不少，布什却把萨达姆政权第一个挑出进行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其原因在于：美国在伊拉克经济资源诉求不小于安全诉求；伊拉克处于“无赖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核心区域，战争具有更明显的示范效果；伊拉克处于大国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的边缘地带，战争不易引起其他大国的过分紧张；萨达姆对国内的独裁统治使美国公众对之好感甚少，有利于美国国内的战争动员；美国拥有海湾战争的历史经验，而且遭受十余年经济制裁的伊拉克国力更加虚弱；对伊拉克的“遏制”和“聪明制裁”机制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没能“阻止其秘密武器的生产，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提供资助，或成为不稳定之源”。这些独特性使美国的决策者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收益预期大大高于成本预期，新保守派激进但不失“理性”的战略目标选择方法可见一斑。

美国以近乎轻松的方式完成了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萨达姆政权彻底垮台。美国在战略层次获得了如下好处：其一，世界“独大”地位再次得到有效印证。战前美国的单边主义与霸权意识已显露无疑，俄法德中等大国对此强烈反对。但在战争结束后，为了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不被边缘化，法俄德等反对者不得不争相与美国修好。当然，这是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使然。一个明显的结论却是，美国的意愿是不能怠慢的。其二，通过对伊拉克石油资源的控制，赢得了经济利益和战略主动权。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就相当于控制了其他国家经济的命脉。无论对伊军事占领要耗费多少国力，无论2004年大选后谁上台执政，美国都不会放弃在伊拉克既得的经济利益。其三，通过军事行动重塑中东政治版图的努力，对“无赖国家”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伊战后，被美国列入 “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黑名单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以及朝鲜，都先后明示出不同的妥协姿态，尽管其含金量仍要以美国能否最终“摆平”伊拉克这一标准来衡量。此外，战争没有对经济复苏造成多少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基本摆脱了九一一事件的消极影响。

先发制人战略从理念、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传统模式进行了“扬弃”或“改良”，似乎引导美国外交走上了一条全新道路。但从美国在伊拉克的实际操作来看，该战略一些先天的、无法克服的缺陷也显露无余：

第一，过分依赖军事手段与恐怖主义“扩大化”

布什认为，由于“恐怖势力和那些‘心照不宣’地为之提供帮助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美国只能通过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深入敌国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也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一逻辑不仅打破了美国外交一贯的“超脱于外，平衡获益”的历史传统，而且错解了恐怖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错用了“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在国家间层次，军事方法是决定性的，它可以颠覆一个政权，甚至使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版图上永远消失；但恐怖主义与其说是政治性命题，不如说是经济、社会问题在政治领域的集中表现，其解决方法只能是综合性的。

由于认识的偏颇和方法选择的不当，美国的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铲除”了萨达姆政权，却也激发了恐怖主义的“潜力”。一些小盟国撤军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不是致命的，可怕的是，占领军不得不同时应对来自于地方武装和恐怖分子的“混杂威胁”。美国提出的“中东民主共同体”计划，也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疑虑和不安，加剧了该地区的政治动荡，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国内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增长。美国遭遇这些的原因，与其说是布什和新保守派没有为“建立友好政权”做好准备，毋宁说先发制人战略从开始就含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成分。

第二，“巩固和强化与盟国关系”与自由选择多边主义

先发制人战略虽然客观上也需要盟友的支持，但是布什一直没有将二战以来的“盟国一致”原则当作美国军事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阿富汗“反恐”战争对美国行动正义性和国际号召力的“成功”验证，使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信心十足。

以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它和主要盟国的关系不会因为一两次分歧而走向破裂，但是从伊拉克战争来看，这些分歧对美国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其一，行动中盟友反对者的掣肘和行动后相互妥协的高成本，使美国不能充分实现其行动前的战略目标；其二，盟友反对者的独立倾向受到刺激，从长远讲不利于美国“一极”统治的实现；其三，盟友支持者会因反对者的存在提高要价，美国只能做出更多的让步；其四，盟友间也需要“大国一致”，一些较小的盟国可以“搭车”，却很难在关键时刻提供可靠的帮助。

如果今后美国仍以伊拉克方式继续实施先发制人战略，那么布什一边“巩固和强化与盟国关系”，一边追求行动自由的“盟国战略”，很可能会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新保守派设计的“自由选择多边主义”，即“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选择不同的盟友支持”的理论，做起来比说起来难得多。

第三，绕开联合国的军事行动与借重联合国的治理进程

在伊拉克问题上，联合国充当的“配角”角色以及一些小国向强权靠拢的“自我保护意识”，皆彰显出既有国际机制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的无效和无力；而重建工作的回归却又证明联合国仍拥有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正统性，美国依然需要联合国来加强其“软力量”。战时美国可以单独行事，但在战后没有联合国对其合法性的追认，就难以成事。这些事实也显示出“先发制人”战略本身蕴含的一组矛盾，即美国的单边行动与“多边理想”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美国霸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多边体制，通过“制度”与“力量”的结合来维持世界体系的稳定。这也是美国自认为优于以往任何帝国霸权之处。新保守派一方面强调“力量”的扩张及其效能，把联合国贬低为“世界官僚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却也要让美国的行动为“自由国家”树立榜样，依靠美国的“道德优势”和“善性本质”来维持领导地位。在伊拉克方式中，这种榜样是很难树立的，因为“自由选择多边主义”干扰了美国与盟国关于“民主共同体”观念的共识。长此以往，美国会因小失大。

先发制人战略的国际影响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破坏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多边机制的有效性，也给新世纪国家间良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阴影。伊拉克战争之外最令人担忧的是，先发制人战略作为一种模式近两年来正在像毒菌一样，在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和比较活跃的地区行为体中间蔓延开来。这些国家也在像美国一样，摆出强势姿态，明确打击对象，加强军事准备：

2003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原则在国际实践和国际生活中得到确立，为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俄罗斯将保留“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权利。

2004年3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年度《东亚战略概观》，明确提出日本自卫队应确立先发制人战略的观点，声称如果发现朝鲜准备用弹道导弹袭击日本，自卫队有权对其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2004年3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演讲中除了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外，呼吁联合国修改国际法以授权进行类似“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

此外，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也都相继提出了“先发制人”主张。

如此一来，“先发制人”一时成了“世界潮流”，似乎用之就是抓住了战略主动权，不用就会损害国家利益。“先发制人”之风推动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尚武倾向，对于世界和平的长久维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在共同“反恐”旗号的背后，对“威胁来源”的不同认识和判断，反映了不同国家迥异的心理动机。比如俄罗斯认定的主要威胁是国内肆虐的恐怖主义分离势力和北约快速的东扩步伐，其选择是被动的；日本的理由则是几乎不可能对其构成多大威胁的一个弱小邻国，其选择是主动的，显然另有所指。比较而言，作为一个对侵略历史没有进行充分反省的国家，日本的这一战略倾向更具危险性，更容易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造成威胁。

作为一种典型的“权力至上”的现实主义战略观，先发制人的蔓延虽不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却真实地映射出国际力量结构失衡状态下大国角逐消极的一面。可悲的是，除美国之外，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改变它。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成功实现伊拉克的“政权改造”，“先发制人”还会被炒作的更加火热，因为美国和“盟友”会变本加厉地借“传播民主价值观念”之机，扩张国家权力。

先发制人战略与中美关系

九一一以前，布什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尝试性的，基本都是依照旧有的传统，从大国实力竞争和防止出现“挑战者”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九一一以后，先发制人战略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由重视“传统安全”议题转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由于战略关注点的分散和复杂化，美国暂时无力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地缘压力，在“反恐”战争中借重中国的一面增多。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明确把中国排除在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等现实敌人之外，并将中美关系归于“大国合作”范畴。至今，中美合作框架基本保持的了良性发展的局面，美国对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和阿富汗重建进程中的表现比较满意，布什及其的主要成员对中美合作关系大都持肯定意见。

但是，我们只能以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看待“反恐”战争中的中美合作，因为：第一，中美整个合作进程仍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合作关系主要局限于“问题”层次，没有也很难步入机制化轨道。受到实力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中国很难对周边之外的美国行动加以有效约束或享有实际发言权。第二，特殊时期的关系缓和消解不了美国人内心深处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上的心理矛盾。美国至今认为，中国在努力寻求美中关系稳定化的同时，将会继续寻求机会削减美国在东亚的地区影响力；中国之所以经常“含糊”地阐述国际主张，就是想为发展国力赢得更多的时间。而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流氓国家、武器扩散”等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有一定的联系，不能期望美国会在“反恐”战争中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仍是结构性的，即不管中国以何种方式崛起，美国都不会不加防范。

如果美国能够成功解决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中美关系还能不能维持目前的良好状态，仍是个问题。

先发制人战略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一贯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不主张单方面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而也不会仿效美国，将“先发制人”纳入战略轨道。但是，我们在批判有些国家通过先发制人谋求狭隘国家利益的同时，却不能忽视它作为理论模式的一些新颖之处。

第一，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综合安全思路。“国土防御”和“先发制人”，作为九一一以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的两大任务，实际上比较科学地将两类安全问题、将现实需要和维持美国优势的长远目标结合了起来。布什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与其说是战略目标，不如说是达到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其说被迫行动，不如说抓住了行动的机遇。同美国一样，中国的发展也同时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双重挑战，决策者只能用一种统筹观念，才有可能分清不同问题的轻重缓急，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决策。

第二，战略选择中的“前瞻性”国家利益观念。

先发制人在新保守派那里既是一种战争模式(preemptive war)，也是一种超前型思维方式，而且后者比前者重要的多。对于其他国家也存在这样一个“真理”:只有提前预测甚至感受到安全问题的危险性，才能早作打算，早作准备，并在事实上节约解决成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亚太地区性大国中唯一没有提出“先发制人”的国家，中国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也更需要缓解这些压力。以暴易暴的方式并不可取，却也不能因此否定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独到之处。

第三，安全问题的现实主义分析起点。先发制人战略思路，以“丛林状态”看待国家间关系，以强大的防务保障安全，以绝对的力量优势谋取胜利，是彻底现实主义的。美国的姿态既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也塑造了这一现实。深受美国影响的其他国家即使不承认现实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也只能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作为分析安全问题的出发点。当然，纯粹的现实主义方法有其弊端，比如强调“道德”而忽视规则，倡导“正义”却难免“利益交换”。避免这些弊端的方法可以是多样的，但问题的分析起点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景

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给很多国家增加了战略压力，美国似乎也在一日之间变成了无以约束的“暴君”，可以到处挥舞大棒。但是，新保守派以外美国保守阵营的大多数人，传统上并不认为美国可以滥用武力，因为“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像十字军东征一样铲除挡在前面的每一个邪恶政权”，而是要严格地将“虚幻的愿望”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审慎地”依据国家利益分配资源。共和党保守派内部的这一分歧对行政当局的牵制作用不易低估。比如，伊拉克重建中美国遭遇的挫折，已经使先发制人战略的实用性遭到质疑。温和保守派鲍威尔在解释该战略时辩称，“所谓先发制人，是针对阻吓无法产生效应的非国家威胁如恐怖分子而言……这决不是要取代阻吓，而是要辅助这个策略……我们的战略并非根据先发制人理论制定……它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还谈不上什么战略甚至理论”。

先发制人战略能否在未来继续执行下去，将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对伊拉克“政权改造”比较成功；第二，布什连任；第三，存在与伊拉克类似的着力点或再次发生类似于九一一事件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几点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就目前局势而言，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景、布什的个人政治命运已经和伊拉克重建的步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按照美国大选的惯例，在任总统外交政策的成功不一定意味着得分，而外交政策的失误却肯定会导致其失分。虽然离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还有半年多，布什同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在对伊政策问题上的较量已经白热化。

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走上了“不归路”，因为他只有及时平息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并在大选前“顺利地”从伊拉克“全身而退”，才有可能获得连任机会，才能将先发制人发扬下去。如果布什成功，“先发制人”战略将会被作为重塑美国精神的“榜样”，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即使美国“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列得再长，“伊拉克模型”也不会更多地被复制。否则，布什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越战时期的约翰逊。

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提出的对外政策主张志在“弥补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争给美国安全和领导地位带来的损害”：第一，美国的对外军事行动必须首先得到国家立法的授权；第二，为尽快赢得和平，美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第三，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更为综合性的“反恐”计划；第四，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是赢得整个“反恐”战争的关键，但美国在以重建中应通过外交手段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盟（包括取得联合国的支持）。可以肯定，如果克里当选，美国不会减少对外干涉，但其策略和手段会有较大变化。

㈢ 中国周边安全角势将迎来哪些挑战

嘉宾张洁博士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首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尤其在2014年底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把这一地位升得更加突出。实际上从2009年和2010年开始，周边环境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那个时间开始，亚太院安全外交研究室为主体，连续出一个关于中国安全角势的评估报告，对本年度重大的安全的热点问题、常规性的大国关系以及未来一年安全变化的一个趋势做一个整体性的评估和预测，希望对学术界或者对周边问题比较感兴趣的甚至一些爱好者，能够给他们提供完整或者系统的一个介绍。实际上区别于纯学术研究的成果，它是类似于像半报告性质或者资料性的一个成果。 [15:02]
嘉宾张洁博士
从今年来看，有几点和往年是一样的，首先我们对大国关系进行了一些评价，大国关系，中国和邻国之间的大国关系可以分为四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中印关系，今年，每一个关系用一句话来概括：
中美关系，竞争性的一面是比较凸显的。2013年进行庄园会晤，到2014年有瀛台会议，可以看出2014年年初，由于美国干涉，我们在南海问题上非常公开地指责中国，以及后面有一些网络安全的相互摩擦，整体一年来看，中美关系呈现竞争性或者紧张性的一个态势。到2014年底才出现比较缓和的趋势。
中日关系，整体关系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一系列历史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关系是持续走低的，在年底出现了一些回调的迹象。我认为，结构性的矛盾在短期之内还是比较难以解决的。
中俄关系，虽然今年乌克兰问题对于全球政治和亚太政治上的格局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俄罗斯在战略上对亚太包括对中国的需求是在大大提升的，中俄在战略上的协作和合作是明显在加强的，这是今年大国关系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中印关系，我们知道印度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提出了他们自己新的治国理念，从整体来看，印度呈现出一个平衡上的双轨战略，尤其在经济上要加强和中国合作，但在战略上对中国还是有一定平衡作用，这种双轨制政策是比较明显的。中印关系实际上是继承过去几年的一个特征，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很难会出现一个合作或者友好的大的突破。 [15:05]
嘉宾张洁博士
从地区热点问题来看，今年有很多，我们主要抓了一个海上问题。海上安全问题从2010年以来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最显性和最热点的问题，像朝鲜半岛问题和其他的一些问题是长期存在，但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稳定一些的。南海问题，或者海上问题，每年会出现不同的热点，钓鱼岛今年来说，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实现了中日在钓鱼岛海域的一个对峙。在南海问题上，矛盾是比2013年更加激烈了。包括菲律宾把南海仲裁案提交给国际法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直接在行政执法上、外交上，中国和周边这些南海相关国家的争端矛盾激烈度是在加强的。另一方面，和往年相近的一些特点，刚刚也提到，包括美国在内，以美国牵头的美日同盟包括美菲、美澳在南海问题上的干预也是在加强的。还需要考虑的是在11月还是12月份的时候，台湾政局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的一个判断是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些四海联动的新迹象，包括中韩之间、中日之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关于南海、黄海、东海以及台海问题，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特征变化，无疑对中国来说，挑战会大于机遇，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15:09]
嘉宾张洁博士
其他还包括非传统安全，仍然在计划，尤其我们知道今年刚刚发布的恐怖主义问题，实际上不单是在欧洲，今年以来，根据一些报道，新疆地区有一些恐怖或者极端分子，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他们跑到东南亚，然后再去伊斯兰国进行组织、进行培训。包括中国在内，包括整个东南亚地区在内，恐怖主义重新升温的态势也是比较明显的。
非传统安全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之外，在亚太地区比较明显的像非法捕鱼、人口走私、毒品、恐怖主义、水资源安全等，这些年来，一直都存在，但是每年的特征不同，整体上升的态势是比较明显的。这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机遇在于，我们知道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在传统安全上合作是一个短板，缺乏政治互信，有些历史问题。实际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反而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因为中国本身实力上升之后，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是在加强，好比MH370坠海之后，我们海上搜救能力会比较强。在2013年海啸发生之后，中国给菲律宾提供海上救援或者给一些资助，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上发挥的作用空间和自身的能力意愿非常的大。大家有一种共识是通过非传统安全的合作，加强政治互信，在一定程度上是会推动传统安全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像军队，现在两种职能，一种是传统的安全，保家卫国的职能。另一方面更多的时候会承担非传统安全的一些工作，好比打击海盗，去亚丁湾护航，非传统安全的色彩很浓。包括美国东南亚地区和菲律宾和泰国一些军事演习当中也有一些非传统安全的项目，各国都可以在传统安全合作当中加上非传统安全的因素，或者通过非传统安全合作，加深了相互的理解，在军事行动上有了协调，有了合作，对未来传统安全和地区安全也会起到一个积极作用。 [15:12]
嘉宾张洁博士
今年必须提的是“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一项对外大战略也浮出了水面。更多人认为“一带一路”是经济战略，在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实际上是关于整个中国对外的一个大战略，涉及了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需要分步骤走，也要分领域走。现在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经济合作，另外是社会上的人文合作。长期来看是全局性的大战略，必然包括安全的因素。所以，我们也把它放在整个周边安全角势的评估当中。可以看出来，在安全领域，比较凸显的是海上安全，解决海上冲突，或者有一些海上合作，今年很多。包括我们参加西太论坛，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包括中美年底两个备忘录，都是关于如何解决海上突发性事件之后的危机管控，这一系列都表明了中国在海上安全方面的战略，雏形是越来越明显的。在经济领域，“一带一路”凸显经济因素的战略也很明显。今年一个大的特点是，中国在周边的大战略是在逐渐形成的，至少在经济和安全方面，这两点是非常突出的。这是我们整体的判断。
很大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一个是客观需求，中国需要在自身的发展当中，把整个周边地区更好地塑造和经营，使它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周边的依托带，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部分是主观上我们有这种意愿。客观上，我们发展速度很快，和周边国家分享红利，解决一些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能力也在加强，周边国家有这种需求。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包括我们解决海上冲突或者提一些海上合作倡议的时候，它不是说我们单方面提出，周边国家也有一些战略上的对接和战略上的需求，所以我觉得从今年来看，中国战略性的规划要比往年来看更明显，也就是说，积极主动作为的倾向更明显。如果在2012年以前更多是一种反应性的一个对策，出了问题，我去解决，但我不是特别主动地去构造或者主动地去谋划。2013年到2014年积极主动的作为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

㈣ 中美20年后的关系

老一和老二的关系。一个想超过，一个不愿被超。
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再到美帝国，再到中国。风水 轮流转。
美国将采取一项两手政策。首先，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其次，防范中国的竞争性或侵略性行为。在与中国打交道过程中，美国将避免若干做法。首先，美国不应构筑旨在包围中国的反华同盟。该设想中的同盟的大多数成员都与中国有重要的双边关系，包括经贸关系。这些国家有自己的两手战略，绝不会加入美国的“防范”战略。美国不应该试图以反击力或导弹防御，来使中国的核威慑力无效。这样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不能确保美国不受来自中国的核打击，反而促使中国构筑更强大的核力量。
七大挑战。

一是中美“战略互信”仍然不足，尤其是美国骨子里仍将中国看作“霸权挑战者”与“政治异类”，对华心态中的戒备防范与歧视偏见依旧深重。

二是中美“结构性矛盾”，也就是双方对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重大分歧将更加突出。美国的“单极”野心虽然因金融危机而严重受挫，但并未认同多极化，而是极力延续其世界霸权，力图不择手段地维护其“首要”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加速崛起与大国地位相应提升，中美在国力“排行榜”中的先后次序将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彼此“排位”之争恐难避免。

三是“发展模式”较量。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模式”的弊端，美国对此加大了在国际上“围堵”与贬损“中国模式”的力度，中美政治体制与价值观分歧可能进一步“放大”。

四是围绕区域影响力的中美角逐或博弈将更为复杂激烈，尤其是在亚太与中国的“大周边”地区。双方在处理地区“热点”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问题、缅甸问题等的政策不尽相同，中国强调维护“地区稳定”与尊重当事国的“正当权益”，美国则“私心”太重，意图借此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乃至削弱中国的影响。

五是围绕所谓“全球公共空间”与“战略新边疆”的竞争，主要是太空开发与网络安全。美国企图维护其太空与网络霸权，继续推进全球与区域“反导”系统，研制部署“天基”武器，成立“网络司令部”，在太空与网络两大“前沿领域”一再鼓吹“中国威xie论”，力图永久保持“大幅领先”优势。

六是来自中美两国各自国内因素的制约，既包括美国的政党斗争、极端保守派与极端自由派、媒体与军工利益集团，也包括随着中国社会信息化进程迅猛发展与国力显着增强而来的中国网络民意的汹涌泛滥。

七是国际上“第三方因素”的制约，既包括欧盟、日本、俄罗斯与印度等“大国力量”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担忧”，也包括中国的某些邻国一贯玩弄“大国平衡术”，企图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而这又给了美国“介入”与扮演所谓“力量均势”、“平衡者”可乘之机。
中美关系进入了一种“战略关切”时代。一方面，两国之间尚不具备理想境界的互信、互谅；另一方面，两支战略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的重磅地位，又不允许因为彼此误解和误判而发生可能危及两国根本利益以及地区和世界安全的战略性失误。可以预见，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定位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甚至进一步趋于激烈。但以“战略对话”为标志，中美关系将驶入一个更加可靠的轨道，这同样是可以预期的。

㈤ 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

总体态势是好的，在广泛地合作，合作中有斗争，斗而不破。
增强战略互信依然任重道远。战略互信缺失是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尽管双方在增信释疑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然而随着两国实力对比的不断接近，美方的焦虑感仍在上升。
中美实力对比已经大幅接近，美对华所持有的信心早已被焦虑的情绪所取代。美工商界仍对中美合作抱有期待，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多，其热情也已今不如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商界为首、支持与中国交流的联盟已不再是主导力量，而由其他一些界别组成的、倡议与中国竞争的联盟似乎正在成为辩论的主导力量。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实力对比的加速变化，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两国间战略竞争加剧，具体表现是在中美间传统四大结构性矛盾（战略互疑、台湾问题、经贸摩擦、人权问题）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领域，如海上争端、网络安全等，其中中美邻海上争端最为突出。
美国的亚太战略本意是利用小国投棋布子，减轻国内军费开支缩减的压力，通过整合同盟体系，“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但该战略也被小国利用实施大国平衡。有的国家有恃无恐，借助“中国威胁”提高对美要价，在热点问题上更加强硬，美国被盟友利益绑架。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掣肘，使中美在亚太地区陷入了一个恶性博弈的怪圈。
目前，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网络安全和两军关系上实现新突破，在气候变化、经贸、人文和反腐执法等领域扩大合作。

㈥ 运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原理说明如何促进中美互联网的共同发展

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而矛盾的斗争性是指专矛盾对属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两者是相互联结、相辅相成的。中美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

既存在矛盾的同一性，又存在矛盾的斗争性。正是这种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共存、对抗与合作同现的现实情况，使得中美关系表现出错综复杂，时好时坏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也正是矛盾的根本属性在现实中美关系发生作用的具体体现。

(6)网络安全中美关系扩展阅读：

要真正理解矛盾这一哲学范畴，就必须全面把握矛盾的“七性”，即同一性、斗争性、客观性、普遍性、特殊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矛盾的同一性，即矛盾的统一属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

矛盾的同一性都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矛盾双方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二是矛盾的双方相互贯通，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㈦ 主题讨论：如何看待中美在计算机领域的合作与对抗主题讨论：如何看待中美在计算机领域的合作与对抗

摘要 拜登政府上台后再次将中国视为网络空间的主要挑战，并加大了对中国的指责力度。这不禁让人担心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对抗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从中美关系角度看，网络安全有双重属性，即对抗性和合作性。对抗性是网络安全的本质技术特性，自技术诞生起就深深地植入其基因，体现在网络安全的方方面面。而合作性并非网络安全的天生属性，它需要通过在制度、机制等方面加强投入来逐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