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对全球网络安全有何影响
析美国先发制人战略
先发制人战略是乔治?W?布什任内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它既是美国为消除九一一恐怖阴影做出的带有激进风格的战略选择，又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扩张的相对“理性”手段。自从一年前美国将伊拉克作为先发制人的第一个试验场开始，该战略的命运就已经与伊拉克局势的发展以及布什的个人政治前途，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目前，美国总统选战刚刚进入白热化阶段，先发制人能否继续成为下一届的战略选择，仍是个未知数。但是，它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已经十分明显。
作为一种指导美国“反恐”行动的军事战略，“先发制人”是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尺度，以绝对安全为目标，采取一种超前性和进攻性的战略态势，在恐怖主义势力和“敌对国家”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威胁前将之摧毁。该战略的出台并非偶然，而是在布什一面对阿富汗“反恐”战争进行总结，一面对国内、国际安全环境重新评估的过程中，逐渐酝酿而成的。它与“国土防御”内外结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布什任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先发制人战略自提出至今已近两年，在其指导下的美国对外军事干涉行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这些行动给美国国家利益以及世界政治带来的深刻影响已经开始明朗化。本文试图从心理渊源、理论基础、干涉模式等多方面对先发制人战略重新进行系统化解析，以求得出一些理解该战略的新思路。
先发制人战略的心理渊源
先发制人战略是产生于特殊社会氛围，带有激进风格的一种军事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美国人心中的“恐怖阴影”和“帝国梦”相互掺杂的外在表现。
被喻为美国历史上又一次“珍珠港”的九一一事件，带来了美国正常社会节奏的紊乱。恐怖气氛之下，美国经济一度连续季度负增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曾跌至自30年代大萧条的最低位，航空、旅游、保险等行业所受打击更无法用数字估量；美国社会的政治气氛也开始安全化，“美国情结”无处不在。
由此，“国土不安全”，“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捉摸不定”，“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在于极其危险的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等这些社会共同的心理感觉，也就不可避免地作为主要结论反映在布什国家安全环境评估中，这在冷战后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越是摆出坚决（甚至极端）的姿态，就越会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九一一后，有关国土防御、增加防务开支，甚至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提案在美国国会几乎都得以高票通过，就是典型的例子。
可以认为，面对九一一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位总统在台上执政，恐怖主义问题和“反恐”机制建设都会成为战略重点，美国都很有可能进行对外干涉。不同的是，作为保守理念忠实信徒，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更具“预防性攻击”特色。
“反恐”一时成了全民性的任务，却并没有动摇美国人在后冷战时期对帝国理想的追求——确保和利用“独大”地位，用西方民主理念和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因此，布什一直坚持的“反恐”口号是“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战”，目标则是打击恐怖主义，并“锻造有利于美国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并以适应新世纪需要的方式重新定义旧有模式。从这一点讲，布什战略的先发制人战略与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手法”变换而已。
克林顿时期积累的丰厚经济遗产，为先发制人战略提供了强大的实力支撑，使布什更有信心和理由“主动出击”。克林顿以成功的经济政策“打造”了以知识与信息经济为中心的“新经济”，使美国经济保持近十年的繁荣。到2000年财年，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了33%，而克林顿以前的20年，除个别的年份外，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23%-25%的水平上。这样，即使布什时期美国的军费开支屡创新高，美国的国防投入占GDP的比例也没有高到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
先发制人战略的理论基础
与冷战后美国旧有国家战略相比，先发制人战略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而言，没有缺失多少“理性”成分。它的出炉并非是“笃病乱投医”、一蹴而就，而是有坚实的立论基础的。里根时期鼎盛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在克林顿时期卷土重来，并在布什上台后再次成为美国外交的行动指南。
新保守派是美国保守阵营中在外交政策领域极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它的外交理念因共和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国会领导权，而增强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度。在国会的作用下，克林顿外交战略中“过于相信”多边主义和“四面出击”两大“错误倾向”逐步被纠正，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得到了更多重视。比如，克林顿受压之下逐步减少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力度，放弃了自由派倡导的低投入政策，离任前美国的防务预算已接近于冷战结束初期的水平，NMD研发获得的拨款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即便如此，新保守派仍认为，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一直沉湎于“战略间歇期”，从道德到战略，全方位向敌人缴械；克林顿以放任自流或逃避的方式放弃了美国世界责任；美国的军事实力因防务开支的过分削减而到了不足以应对未来挑战的程度。
新保守派在2000年大选前为克林顿以后的美国对外战略作了如下设计：第一，重新拾起里根时期引导美国走向冷战胜利的那些“非常规”教义，继续开展 “保卫和扩展”国际秩序的行动，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向美国价值观提出挑战的新“纳粹政权”的出现。第二，美国积极追求领导权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敌意，反对者有可能与其他“独裁政权”或“流氓国家”组成战术联盟，或者试图分化美国的盟国。但这是美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是美国力量外化不可逃避的形式。第三，如果想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就不能半途而废，就应把外交和军事行动进行得更彻底和有效。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不能仅像海湾战争中一样，把战争目标局限于解放科威特，而是应该彻底铲除萨达姆独裁政权，直至与美国友好的新政权得到巩固。
由此看来，“先发制人”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布什的当选使保守主义思想彰显，九一一事件使孤立主义销声匿迹，新保守派的对外干涉理念得到全面贯彻而已。
先发制人战略的伊拉克方式
阿富汗“反恐”战争基本上是美国对于九一一事件的应急性反应，但是通过这次战争，美国不仅成功地展示出超强的军事力量，而且牢牢地控制了全球反恐规则的制定权。为巩固和扩大“反恐”成果，布什迅速将伊拉克选为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国内、国际动员。可以说，先发制人战略模式的成型和伊拉克战争对象的选择是一个决策过程的两个结果，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指导，后者是前者的第一次验证。因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外交实践和军事行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先发制人样本。
列入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支持恐怖主义”黑名单的国家不少，布什却把萨达姆政权第一个挑出进行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其原因在于：美国在伊拉克经济资源诉求不小于安全诉求；伊拉克处于“无赖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核心区域，战争具有更明显的示范效果；伊拉克处于大国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的边缘地带，战争不易引起其他大国的过分紧张；萨达姆对国内的独裁统治使美国公众对之好感甚少，有利于美国国内的战争动员；美国拥有海湾战争的历史经验，而且遭受十余年经济制裁的伊拉克国力更加虚弱；对伊拉克的“遏制”和“聪明制裁”机制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没能“阻止其秘密武器的生产，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提供资助，或成为不稳定之源”。这些独特性使美国的决策者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收益预期大大高于成本预期，新保守派激进但不失“理性”的战略目标选择方法可见一斑。
美国以近乎轻松的方式完成了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萨达姆政权彻底垮台。美国在战略层次获得了如下好处：其一，世界“独大”地位再次得到有效印证。战前美国的单边主义与霸权意识已显露无疑，俄法德中等大国对此强烈反对。但在战争结束后，为了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不被边缘化，法俄德等反对者不得不争相与美国修好。当然，这是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使然。一个明显的结论却是，美国的意愿是不能怠慢的。其二，通过对伊拉克石油资源的控制，赢得了经济利益和战略主动权。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就相当于控制了其他国家经济的命脉。无论对伊军事占领要耗费多少国力，无论2004年大选后谁上台执政，美国都不会放弃在伊拉克既得的经济利益。其三，通过军事行动重塑中东政治版图的努力，对“无赖国家”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伊战后，被美国列入 “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黑名单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以及朝鲜，都先后明示出不同的妥协姿态，尽管其含金量仍要以美国能否最终“摆平”伊拉克这一标准来衡量。此外，战争没有对经济复苏造成多少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基本摆脱了九一一事件的消极影响。
先发制人战略从理念、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传统模式进行了“扬弃”或“改良”，似乎引导美国外交走上了一条全新道路。但从美国在伊拉克的实际操作来看，该战略一些先天的、无法克服的缺陷也显露无余：
第一，过分依赖军事手段与恐怖主义“扩大化”
布什认为，由于“恐怖势力和那些‘心照不宣’地为之提供帮助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美国只能通过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深入敌国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也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一逻辑不仅打破了美国外交一贯的“超脱于外，平衡获益”的历史传统，而且错解了恐怖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错用了“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在国家间层次，军事方法是决定性的，它可以颠覆一个政权，甚至使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版图上永远消失；但恐怖主义与其说是政治性命题，不如说是经济、社会问题在政治领域的集中表现，其解决方法只能是综合性的。
由于认识的偏颇和方法选择的不当，美国的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铲除”了萨达姆政权，却也激发了恐怖主义的“潜力”。一些小盟国撤军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不是致命的，可怕的是，占领军不得不同时应对来自于地方武装和恐怖分子的“混杂威胁”。美国提出的“中东民主共同体”计划，也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疑虑和不安，加剧了该地区的政治动荡，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国内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增长。美国遭遇这些的原因，与其说是布什和新保守派没有为“建立友好政权”做好准备，毋宁说先发制人战略从开始就含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成分。
第二，“巩固和强化与盟国关系”与自由选择多边主义
先发制人战略虽然客观上也需要盟友的支持，但是布什一直没有将二战以来的“盟国一致”原则当作美国军事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阿富汗“反恐”战争对美国行动正义性和国际号召力的“成功”验证，使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信心十足。
以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它和主要盟国的关系不会因为一两次分歧而走向破裂，但是从伊拉克战争来看，这些分歧对美国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其一，行动中盟友反对者的掣肘和行动后相互妥协的高成本，使美国不能充分实现其行动前的战略目标；其二，盟友反对者的独立倾向受到刺激，从长远讲不利于美国“一极”统治的实现；其三，盟友支持者会因反对者的存在提高要价，美国只能做出更多的让步；其四，盟友间也需要“大国一致”，一些较小的盟国可以“搭车”，却很难在关键时刻提供可靠的帮助。
如果今后美国仍以伊拉克方式继续实施先发制人战略，那么布什一边“巩固和强化与盟国关系”，一边追求行动自由的“盟国战略”，很可能会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新保守派设计的“自由选择多边主义”，即“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选择不同的盟友支持”的理论，做起来比说起来难得多。
第三，绕开联合国的军事行动与借重联合国的治理进程
在伊拉克问题上，联合国充当的“配角”角色以及一些小国向强权靠拢的“自我保护意识”，皆彰显出既有国际机制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的无效和无力；而重建工作的回归却又证明联合国仍拥有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正统性，美国依然需要联合国来加强其“软力量”。战时美国可以单独行事，但在战后没有联合国对其合法性的追认，就难以成事。这些事实也显示出“先发制人”战略本身蕴含的一组矛盾，即美国的单边行动与“多边理想”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美国霸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多边体制，通过“制度”与“力量”的结合来维持世界体系的稳定。这也是美国自认为优于以往任何帝国霸权之处。新保守派一方面强调“力量”的扩张及其效能，把联合国贬低为“世界官僚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却也要让美国的行动为“自由国家”树立榜样，依靠美国的“道德优势”和“善性本质”来维持领导地位。在伊拉克方式中，这种榜样是很难树立的，因为“自由选择多边主义”干扰了美国与盟国关于“民主共同体”观念的共识。长此以往，美国会因小失大。
先发制人战略的国际影响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破坏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多边机制的有效性，也给新世纪国家间良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阴影。伊拉克战争之外最令人担忧的是，先发制人战略作为一种模式近两年来正在像毒菌一样，在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和比较活跃的地区行为体中间蔓延开来。这些国家也在像美国一样，摆出强势姿态，明确打击对象，加强军事准备：
2003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原则在国际实践和国际生活中得到确立，为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俄罗斯将保留“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权利。
2004年3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年度《东亚战略概观》，明确提出日本自卫队应确立先发制人战略的观点，声称如果发现朝鲜准备用弹道导弹袭击日本，自卫队有权对其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2004年3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演讲中除了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外，呼吁联合国修改国际法以授权进行类似“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
此外，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也都相继提出了“先发制人”主张。
如此一来，“先发制人”一时成了“世界潮流”，似乎用之就是抓住了战略主动权，不用就会损害国家利益。“先发制人”之风推动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尚武倾向，对于世界和平的长久维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在共同“反恐”旗号的背后，对“威胁来源”的不同认识和判断，反映了不同国家迥异的心理动机。比如俄罗斯认定的主要威胁是国内肆虐的恐怖主义分离势力和北约快速的东扩步伐，其选择是被动的；日本的理由则是几乎不可能对其构成多大威胁的一个弱小邻国，其选择是主动的，显然另有所指。比较而言，作为一个对侵略历史没有进行充分反省的国家，日本的这一战略倾向更具危险性，更容易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造成威胁。
作为一种典型的“权力至上”的现实主义战略观，先发制人的蔓延虽不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却真实地映射出国际力量结构失衡状态下大国角逐消极的一面。可悲的是，除美国之外，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改变它。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成功实现伊拉克的“政权改造”，“先发制人”还会被炒作的更加火热，因为美国和“盟友”会变本加厉地借“传播民主价值观念”之机，扩张国家权力。
先发制人战略与中美关系
九一一以前，布什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尝试性的，基本都是依照旧有的传统，从大国实力竞争和防止出现“挑战者”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九一一以后，先发制人战略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由重视“传统安全”议题转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由于战略关注点的分散和复杂化，美国暂时无力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地缘压力，在“反恐”战争中借重中国的一面增多。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明确把中国排除在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等现实敌人之外，并将中美关系归于“大国合作”范畴。至今，中美合作框架基本保持的了良性发展的局面，美国对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和阿富汗重建进程中的表现比较满意，布什及其的主要成员对中美合作关系大都持肯定意见。
但是，我们只能以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看待“反恐”战争中的中美合作，因为：第一，中美整个合作进程仍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合作关系主要局限于“问题”层次，没有也很难步入机制化轨道。受到实力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中国很难对周边之外的美国行动加以有效约束或享有实际发言权。第二，特殊时期的关系缓和消解不了美国人内心深处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上的心理矛盾。美国至今认为，中国在努力寻求美中关系稳定化的同时，将会继续寻求机会削减美国在东亚的地区影响力；中国之所以经常“含糊”地阐述国际主张，就是想为发展国力赢得更多的时间。而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流氓国家、武器扩散”等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有一定的联系，不能期望美国会在“反恐”战争中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仍是结构性的，即不管中国以何种方式崛起，美国都不会不加防范。
如果美国能够成功解决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中美关系还能不能维持目前的良好状态，仍是个问题。
先发制人战略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一贯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不主张单方面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而也不会仿效美国，将“先发制人”纳入战略轨道。但是，我们在批判有些国家通过先发制人谋求狭隘国家利益的同时，却不能忽视它作为理论模式的一些新颖之处。
第一，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综合安全思路。“国土防御”和“先发制人”，作为九一一以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的两大任务，实际上比较科学地将两类安全问题、将现实需要和维持美国优势的长远目标结合了起来。布什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与其说是战略目标，不如说是达到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其说被迫行动，不如说抓住了行动的机遇。同美国一样，中国的发展也同时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双重挑战，决策者只能用一种统筹观念，才有可能分清不同问题的轻重缓急，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决策。
第二，战略选择中的“前瞻性”国家利益观念。
先发制人在新保守派那里既是一种战争模式(preemptive war)，也是一种超前型思维方式，而且后者比前者重要的多。对于其他国家也存在这样一个“真理”:只有提前预测甚至感受到安全问题的危险性，才能早作打算，早作准备，并在事实上节约解决成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亚太地区性大国中唯一没有提出“先发制人”的国家，中国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也更需要缓解这些压力。以暴易暴的方式并不可取，却也不能因此否定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独到之处。
第三，安全问题的现实主义分析起点。先发制人战略思路，以“丛林状态”看待国家间关系，以强大的防务保障安全，以绝对的力量优势谋取胜利，是彻底现实主义的。美国的姿态既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也塑造了这一现实。深受美国影响的其他国家即使不承认现实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也只能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作为分析安全问题的出发点。当然，纯粹的现实主义方法有其弊端，比如强调“道德”而忽视规则，倡导“正义”却难免“利益交换”。避免这些弊端的方法可以是多样的，但问题的分析起点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景
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给很多国家增加了战略压力，美国似乎也在一日之间变成了无以约束的“暴君”，可以到处挥舞大棒。但是，新保守派以外美国保守阵营的大多数人，传统上并不认为美国可以滥用武力，因为“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像十字军东征一样铲除挡在前面的每一个邪恶政权”，而是要严格地将“虚幻的愿望”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审慎地”依据国家利益分配资源。共和党保守派内部的这一分歧对行政当局的牵制作用不易低估。比如，伊拉克重建中美国遭遇的挫折，已经使先发制人战略的实用性遭到质疑。温和保守派鲍威尔在解释该战略时辩称，“所谓先发制人，是针对阻吓无法产生效应的非国家威胁如恐怖分子而言……这决不是要取代阻吓，而是要辅助这个策略……我们的战略并非根据先发制人理论制定……它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还谈不上什么战略甚至理论”。
先发制人战略能否在未来继续执行下去，将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对伊拉克“政权改造”比较成功；第二，布什连任；第三，存在与伊拉克类似的着力点或再次发生类似于九一一事件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几点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就目前局势而言，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景、布什的个人政治命运已经和伊拉克重建的步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按照美国大选的惯例，在任总统外交政策的成功不一定意味着得分，而外交政策的失误却肯定会导致其失分。虽然离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还有半年多，布什同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在对伊政策问题上的较量已经白热化。
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走上了“不归路”，因为他只有及时平息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并在大选前“顺利地”从伊拉克“全身而退”，才有可能获得连任机会，才能将先发制人发扬下去。如果布什成功，“先发制人”战略将会被作为重塑美国精神的“榜样”，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即使美国“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列得再长，“伊拉克模型”也不会更多地被复制。否则，布什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越战时期的约翰逊。
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提出的对外政策主张志在“弥补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争给美国安全和领导地位带来的损害”：第一，美国的对外军事行动必须首先得到国家立法的授权；第二，为尽快赢得和平，美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第三，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更为综合性的“反恐”计划；第四，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是赢得整个“反恐”战争的关键，但美国在以重建中应通过外交手段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盟（包括取得联合国的支持）。可以肯定，如果克里当选，美国不会减少对外干涉，但其策略和手段会有较大变化。
❷ 美国网络空间安全 立法 多少部
自2002年以来，美国通过了近50部与网络空间安全有关的联邦法律，其中包括《1984年伪造接入设备及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1986年电子通信隐私法》、《1987年计算机安全法》、《1995年削减公文法》、《1996年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法》、《2002年国土安全法》、《2002年网络安全研发法》、《2002年电子政务法》、《2002年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等。
近年美国国会关于网络安全主要综合性立法建议包括《2012年网络安全法案》、《确保IT安全法案》、众议院共和党工作组提出的综合性建议，促成了众议院的5个专门性法案以及奥巴马政府向国会递交的综合性网络安全立法建议等。其中，《2012年网络安全法案》是美国第112届国会关于网络安全最重要的法案。
❸ 计算机 网络安全硕士去英国好还是美国好
主要看您的成绩和毕业的学校。美国大学要GRE，英国大学不需要。
❹ 美国服务器是否很安全
美国服务器的基地是非常安全的，美国对于服务器的管理和使用还是非常强大的，正是因为互联网科技在美国的强大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所以，现在一般我们都会认为鼻祖类型的服务器都是出现在美国，所以，现在从历史原因上面来看，美国高防服务器还是非常强大的，值得大家的关注，也会给我们现在的市场带来巨大的改变。
另外，现在美国服务器的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从软件技术到硬件艺术，我们都轻松的实现了国际领先，这在很大程度上面都改变着我们的整个使用过程，让我们的服务器选择更加的具有针对性，当然我们选择那些技术强悍的服务器还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有了这样的服务器才能让我们的整个使用变得更加的轻松。这也是现在为什么美国服务器发展这么快速，市场占有率如此之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美国服务器使用起来非常安全，也成为了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美国高防服务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面来说，互联网的安全关系到很多方面，不但关系到个人和企业的因素，而且还会关系到一些重要的商业机密所以，现在我们在选择服务器的时候，这些美国高防服务器的安全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特别的期待美国高防服务器获得一个更好的市场占有率，这对于当下的计算机网络使用安全来说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美国高防服务器现在已经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并且，其强大的安全因素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为我们现在的市场带去了巨大的帮助，所以，现在很多人还是很期待我们美国高防服务器的使用的，希望通过这款高品质的服务器让我们的互联网发展更加的健康和告诉，成为现在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助推器。
❺ 世界上主要做网络安全的公司有哪些
这个很多啊，楼主要问的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加拿大Herjavec Group、美国 KnowBe4、以色列CyberArk、美国雷神、思科、IBM、微软、亚马逊、火眼（FireEye）、洛克希德马丁、以色列Check Point、美国 RSA、Symantec、英国BAE系统、美国博思艾伦汉密尔顿、Palo Alto Networks、Rapid7、Proofpoint、Splunk、SecureWorks、Optiv、Intel、Carbon Black、英国KPMG、美国Northrop Grumman。这些是18年度的一个世界屏蔽出来的排名。
❻ 美国持续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加大网络安全预算投入,相继出台了什么文件
如果持续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加大网络安全口，相继出台什么文件不知道？
❼ 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对中国政治与安全有何影响
A 美国互联网战略及其对中国政治文化安全的影响
美国互联网战略对我政治文化安全的全方位、多层次影响
美国谋求掌控全球网络制网权的互联网战略，将势必引发世界主要大国的网络军备竞赛，同时也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信息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国家安全蒙上了一层阴影，对我政治文化安全带来了挑战。
1.美国凭借在互联网领域的绝对优势，早已将其主权的行使范围扩展到了除领土、领海、领空等有形世界以外的网络空间，把网络主权的斗争纳入国家主权斗争的重要领域。然而，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中，美国拥有互联网技术霸权、资源霸权和信息霸权，这使其他国家无疑处于被动的脆弱地位，也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主权时刻都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
2010年1月轰动世界的谷歌退出中国大陆事件，其实质就是美国对我网络主权展开进攻、中国为了保卫自身网络主权的一场政治斗争。
2.互联网成为美国推行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新型工具和媒介。
当前，从美国政府到各主管部门再到网络服务提供商，他们自始至终都按照自身的标准筛选和推出符合其价值标准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及传播方式，将符合本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信息传播给受众
3.主导网络话语权的美国，完全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来影响我社会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发展。
4.美国以互联网为依托，全天候、高效率、低成本、更直接、更便捷地进行美国文化的扩张。文化扩张是美国实现霸权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美国借助新闻媒体大规模地输出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即互联网的发展，为美国文化的扩张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传播途径和媒介，美国牢牢掌控着互联网信息主导权，利用网络源源不断地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输出，大力宣扬美国的政治文化理念。
5.美国主导互联网全球舆论，不间断宣传“中国威胁论”。
那么，美国不间断宣传“中国威胁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一是进入21世纪初，中国的迅速崛起使美国深感威胁和担忧，其战略疑虑进一步加重。二是美国国内不时有学者和政客提出，美国政府要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即便不能阻止但至少也要拖延或推迟中国霸权的到来。三是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致使美国及西方国家对华态度充斥着猜忌与排斥。从行动上看，进入21世纪，美国各届政府都一致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其对华政策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执政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中国的防备之心却从来没有消除。
6.美国推行“互联网自由”，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影射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这是对我主权的干涉，已影响我互联网文化安全。
美国“互联网自由”战略出台的核心就是网络连接自由，其本质就是“美国式”民主自由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与扩展，其根本目的就是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战略意图。它标志着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应用的定位已经超越技术层面，使之成为在网络空间推广美国民主及文化的工具与平台。美国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影射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是对我主权的干涉。
❽ 美国的Cyber Security网络安全认证有哪位大神知道的哪些产品出口到美国需要做
如果你的产品是无线产品，并且是物联网产品请往下看：
1、Cyber Security，有些人也叫Cybersecurity安全认证测试。这个网络安全认证一个目的是打算申请无线产品的PTCRB认证，一个是打算验证产品连接网络时候的安全性。
2、Cyber Security网络安全认证是在Sprint、Verizon、T- Mobile、AT&T等运营商的要求和鼓励下CTIA主动制定的，目的是努力实现更安全的联网要求时，同时为运营商节省测试安全评估的时间。
3、Cyber Security网络安全认证在去年的2018年10月就已经开始接受认证测试。
4、目前的Cyber Security网络安全认证只针对所有带NB-IOT或者CAT.M等的无线物联网产品，还没有针对其他无线产品。
希望对你有帮助~
❾ 美国和加拿大哪些大学设有网络安全专业和信息安全专业
加拿大就是滑铁卢大学了，其他的不大清楚，美国MIT,Stanford,Harvard,UCBerkeley,Carnegie Mellon,GIT,……IS在美国也是新开的专业，开的学校也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