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网络舆情有什么法律规定

❶ 舆情管控措施

法律分析：首先，组建一支专门的网络人才队伍是关键，以切实了解和掌握网络舆情，对网络舆情监测中发现的不稳定因素展开风险分析，做出预测报告，向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通报和发布预警信息。其次，大数据时代，还应该学会运用大数据监测技术，借助专业的网络舆情管控软件平台，如识微商情监测系统，对全网舆情进行实时监测，了解网络上谈论与己相关的各种声音，发现敏感或重大舆情信息时自动告警助力企业抢占舆情应对先机，防止公关危机的产生。网络的快速广泛传播，会使新闻舆论事件影响扩大化，给企业造成难以预料的伤害，因此，企业就需要加强网络舆情信息的监测，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如借助专业的网络舆情管控软件平台，对网络舆情信息实施全时监控，帮助企业及时发现不利于企业发展的信息，及时止损。通过对零散、初级的网络舆情信息进行汇总、梳理、归纳，形成有情况、有思想、有深度的舆情信息，可以为企业有效应对舆情提供对策或建议参考依据。网络舆情管控软件平台-识微商情，能够对海量数据实时处理，及时舆情分析事件的发展脉络和当前态势，自动生成统计图表、日报周报等，便于企业掌握舆情发展的脉络，做出有效的预测。

法律依据：《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相关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管理，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制订本规定。

第三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本规定自行开展安全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负责：

（一）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信息服务上线，或者信息服务增设相关功能的；

（二）使用新技术新应用，使信息服务的功能属性、技术实现方式、基础资源配置等发生重大变更，导致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用户规模显着增加，导致信息服务的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发生重大变化的；

（四）发生违法有害信息传播扩散，表明已有安全措施难以有效防控网络安全风险的；

（五）地市级以上网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书面通知需要进行安全评估的其他情形。

❷ 关于网络造谣，我国有什么相关法律法规

关于网络造谣，我国法律法规对此已做出相关规定：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规定：

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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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

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

科学知识的欠缺，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

社会信息管理的滞后，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地方政府部门公信力，少数党员干部纪律的下降，使公众的不信任感增强；

国外，国内一些媒体及群众观念淡漠，助长了政治谣言的传播；

网络推手、网络水军制造谣言，强化了谣言的扩散，挟持了网民的意见；

商业利益的驱动，是谣言滋生的经济动因。

❸ 关于网络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哪些

主体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在《刑法》、《民法通（总）则》、《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法律中有相应的规定，同时有30多个条件、决定、答复对网络管理与安全发挥规范与调整作用。

有关于加强国际通信网络架构保护的若干规定、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关于网络音乐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具体详细内容可以到政策网络查阅。

拓展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1月7日发布，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网络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是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依法治网、化解网络风险的法律重器，是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网络安全法》将近年来一些成熟的好做法制度化，并为将来可能的制度创新做了原则性规定，为网络安全工作提供切实法律保障。本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❹ 网络造谣的法律规定有哪些

在网络上造谣、传谣，散布虚假信息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严重的会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二）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一）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

（二）将信息网络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内容篡改为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

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

(4)针对网络舆情有什么法律规定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时指出：

第二条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

（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❺ 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定

《侵权责任法》的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❻ 关于网络传播疫情的法律规定有哪些

个人传播疫情有下列法律责任，即一般由公安机关处五到十日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则一般由法院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❼ 网络舆情的司法应对有哪些原则

网络舆情的司法应对最主要的是，一个企业无论何时都要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保护企业自身的合法利益，出现网络舆情时，一方面要迅速展开商业公关，一方面更要快速、合理地启动司法程序。网络舆情的司法应对要积极。根据N次方网络整合营销公司总结的经验，有必要事前做好法律预案。也可以去网上查找相关信息。

❽ 网络言行有什么新规定

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东北村庄农妇组团‘约炮’”等文章流传广泛，媒体和网民热议。然而，有关部门、媒体和网民的调查发现，这三篇文章都是虚构之作，属于虚假信息。记者就事件真相、虚假信息如何监管等问题采访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姜军。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每一位网民都可以自由地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发表观点。但自由是以秩序为前提的，任何人在网络空间的言行，都不得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胡编乱造、造谣生事、胡作非为，将受到道德的谴责，乃至法律的惩处。

问：各类虚假信息应该如何监管？

发言人：中国有近7亿网民，每天产生信息量300亿条。对虚假信息的监管，我办一方面扎实推进网络立法，努力通过健全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日常治理和专项整治。2015年，全国网信系统全年依法约谈违法违规网站820余家1000余次，依法取消违法违规网站许可或备案、依法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网站4977家，有关网站依法关闭各类违法违规账号226万多个。

下一步，我们将酝酿制定涉及行政复议和网络诚信、网络金融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对违法违规信息处置、约谈、行政执法程序作出全面规范，加强监管。

问：网络平台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发言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建立新闻信息内容管理责任制度，不得登载、发送含有违反规定的新闻信息，发现有违反规定的应当立即删除。网络论坛等平台虽然无法及时一一核实网帖的真实性，但当发现存在疑问或者被明确告知属于虚假信息时，应采取管理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起事件以及很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舆论事件中，一些媒体及媒体法人微博、微信账号的参与转发和报道，对舆情发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下一步，我办将进一步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针对虚假信息、非法网络营销等近期较为突出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持续清理造谣传谣、侵权假冒等不良网络生态信息，对构成违法违规的依法追究责任，并公布一批典型案例，以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❾ 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应对及引导的原则和方法有哪些

廉政网络舆情研判处置应遵循五原则

毛昭晖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和党内法规，对涉及公共管理主体及其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和善政方面舆情的监测、研判、处置，反腐败职能部门责无旁贷。即使那些表面上看不属于廉政勤政舆情的网络事件，其背后或多或少也与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廉政勤政等因素有着关联。因此，在网络舆情频发和网络舆情监管缺乏成熟制度的条件下，反腐败职能部门准确把握廉政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处置的基本原则就显得甚为重要。笔者认为，反腐败职能部门应把握五个基本原则:不惧不偏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依法处置原则、合理怀疑原则、问责与制度修正同步推进原则。

不惧不偏原则

不惧不偏原则，自古就是中国官员职业道德的核心要求，这也应是反腐败职能部门在廉政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处置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毋庸置疑，不惧才能做到不偏。何谓“不惧”?中国古语曰，“惧，恐也”(《说文》);“故有知非以虑是，则谓之惧”(《荀子·解蔽》);“勇者不惧”(《论语·子罕》)。首先“不惧”是指“无虑”，心底无私天地宽。在应对廉政网络舆情时，反腐败职能部门应本着“没有自己的利益”的理念研判、处置。反腐败职能部门只有真正做到“无虑”才能“无惧”。其次是“正义感”。伸张正义是反腐败职能部门存在的第一价值。在实践中，反贪肃腐的激情有时会被“理性”所扼杀，而正义感则是“不惧”的精神力量。三是不惧权势。反腐败职能部门要坚持依法依纪办事，敢于碰硬。

“不偏”是指反腐败职能部门在处理网络舆情事件时，应当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做到公平公正。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强势者与弱势群体利益博弈引发利益冲突加剧的产物，是公众对政府满足自身利益的期望与政府不能有效满足公众期望之间矛盾没有得到及时妥善解决的产物。基于反腐败职能部门的职能特点，廉政网络舆情一旦发生，其很可能成为一些人寻租的对象。故此，在网络舆情研判、处置中，反腐败职能部门应当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惩治腐败，提升政府公信力。着重防范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中出现“选择性失明”与“选择性监督”的问题。

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

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在于防止过早地和无根据地把任何人看做罪犯，不允许有权机关根据未经充分检验的材料和违反既定证明程序而取得的信息来认定犯罪，实现对人权的保护。在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处置中，反腐败职能部门应秉承理性宽容的伦理观，以无罪推定原则去理解与善待网络舆情的传播者。如果轻率地将一些过激的乃至不当的网络言行简单化处理，视为有罪而加以推定，那将扼杀这一新型社会民主监督的萌芽。毋庸置疑，网络舆情尤其是廉政网络舆情是社会民主监督的重要途径，是衡量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实现反腐败制度创新的外部动力，它将有力弥补体制内监督的缺陷。

依法处置原则

在应对、处理网络舆情事件中，反腐败职能部门必须坚持依法处置原则。

某地曾出现“房票门”，这一乱象被网络曝光后，当地有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在处置这一网络舆情时表示:“只要自觉上交不正当所得将免予处罚。”该言论明显背离依法办事原则。类似这种以功利主义的方式平息事端，解决社会矛盾，以求维护政府形象的情况时有发生。故反腐败职能部门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中，应当严守法律底线，做到依法处置。

首先，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中，应当遵循宪政原则。宪政是指一种在宪法之下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当前一些地方的法规、制度本身就存在违背宪政的现象，反腐败职能部门如果据此来处置网络舆情，很可能会陷入以违法不当的手段处理违法不当事件的境地。

其次，正确处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中，存在着泛政治化的现象，用政治眼光而不是依据法律来认定网络舆情的性质与影响。不敢正视当前反腐倡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谈腐色变，认为腐败问题揭露多了，就会影响到当地和谐稳定和党政机关形象。长此以往，问题会越积越多，网络舆情风险也会越大。

再次，网络舆情处置的法律依据往往具有双重性，即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由于网络舆情源往往不是来自党政机关公职人员，而是社会普通公众，故不能以党内法规来代替国家法律，不能运用党内规定来认定社会公众的责任，而应依据法律原则，在法律框架下实施对社会领域的管理，更多地运用非强制性的政策工具实施管理。

最后，依法办事也应凸显反腐败职能部门履职行为的法治化，即反腐败职能部门自身首先应当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对象，其自身必须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有效行使职权，尤其是防范案件查办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合理怀疑原则

网络舆情往往凸显为网民或者新媒体对某些官员腐败行为的一种怀疑，甚至是道听途说，类似中国古代的“风闻奏事”。这种怀疑或真或假，有多少水分，是需要加以认真调查的。针对这样一种网络舆情现象，反腐败职能部门应当立足于防范利益冲突的理论视野，本着合理怀疑态度去处置网络舆情事件。因为社会公众的怀疑源于社会民主监督的伦理要求，社会公众不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其与官员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他们对官员的监督往往是通过任意怀疑来表现的，你不能要求其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也非公众之义务。如果要求社会公众的怀疑必须限定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范围内，就等于变相地剥夺了社会公众的宪法权利。

防范利益冲突理论为评定官员“可能的”道德危机和法律危机提供了分析框架。正如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引咎辞职书中所述的:“我承认我并未能完全符合《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尤其是第5.1条有关主要官员须避免令人怀疑他们不诚实、不公正或有利益冲突。我就事件对政府带来负面形象深表歉意。我愿意为我的过失负上责任。”由此可见，合理怀疑原则既是社会公众监督权的体现，也是反腐败职能部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应当遵循的原则。

问责与制度修正同步推进原则

在应对网络舆情事件中，反腐败职能部门还必须坚持问责与制度修正同步推进原则。

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中，反腐败职能部门要强化对网络舆情事件中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不作为、乱作为行为的刚性问责。现在，某些地方官员为应对舆论的压力，往往在问责技巧方面做文章，以假问责、轻问责来规避真问责、重问责，采取问责手段如同蜻蜓点水，“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干部被问责以后，只要“实绩突出”，一年后就可官复原职，两年后还可提拔使用，这使问责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对公众的反腐败信心的维护产生了逆向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反腐败职能部门，切忌出发点错位，廉政网络舆情处置工作不是单纯放在如何应对网络舆论所带来的对政府的负面影响上，而是应当对在网络舆情事件中负有责任的政府部门和相关负责人进行强有力的问责，在严厉问责的基础上改进制度缺陷。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提出对政府各项制度进行廉洁性审查，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制度修正实现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❿ 网络舆论犯法吗

瑞频人民舆情分析报告指出，在网络舆论场，还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逻辑：一是如果法院审判真的会屈从舆论，那只能说明法院没有真正的独立审判，因此那就更需要舆论的监督，“公正的司法不怕舆论监督，不公正的司法才需要舆论监督”。二是舆论干预司法的“成功”案例越多，越会坚定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也愈发鼓励公众按照自己的判断，对各种案件作出自己的“裁决”。对于网络舆论围裹的中国司法，协调民意与法理的冲突显然需要更多工作要做。

当然，也不必过多担忧所言“舆论司法”的放纵与粗暴。国内舆论场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当前的舆论压力源往往还包含大量的律师群体的发声，他们往往成为重大司法案件中的话题议程设置的“先锋”与“中心”。他们用法律的观点看待问题、解剖问题，在促长舆论威力的同时，也使网上的言论更具有“专业性”特点。有知名律师在微博就认为，“没有律师的舆论，缺乏打击力”。

当前，必须做好舆情监控。中国日益勃兴的网络舆论已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公开被认为是舆论理性的前提。众多舆论关注的大案要案在微博平台直播庭审，敞开了法庭的大门，摒弃了司法的封闭，让加v的法庭微博，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