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领域有哪些

❶ 理想的公共领域结构 ——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娜·阿伦特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与发展。公共领域历经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封建君王专制转向资产阶级自由的公共空间，第二次是由资产阶级公共空间转向现代大众社会下的福利国家，促使公共领域“再封建化”，即国家和社会不断入侵公共领域，导致大众媒介的民主功能下降。

不同的社会面貌和历史选择，展示了通往民主的诸多路径，而“公共领域”是这些路径避绕不过的中心点。在18世纪的欧洲发展出了一组通过促进广泛的公众讨论来规范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参与讨论的公众主体并非由其社会地位和传统权威决定，而是来源于不同社会背景的民众的自由汇集, 同时，理性的思考和表达增强了主体在交往过程中所具备的能动性。

在高度发达的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指的是城邦及其以政治生活为本质内容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主要在广场上进行肢尺，建立在对谈（讨论／诉讼）和实践（战争／竞技活动）之上。自由民（奴隶、妇女、外邦人等除外）所共有的公共领域（koine）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idia）之间泾渭分明。谋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Oikos），公共领域（Polis）则为个性提供广阔的表达空间，所有只服务于谋生或维持生命过程的活动，都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论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主要在于关注这种现代公民基于公开而智性的讨论而不断达成自治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昭示了察橡一种充满希望的民主政治形式，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指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公众意见得以形成的场域，这一场域由人们就公共事件进行议论、论辩、互相交换意见，最终促使公共舆论的产生而形成。它既可以是人们日常集会的场地，也可以成为他们表达观点和接收信息的交流平台，如此自由的信息流动、语言表达和交锋论战是公共领域发生的必要条件。理想的公共领域应该是真正的公民参与和对权力滥用的有效隔绝。

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不存在古典（或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模式，即公共领域作为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是不存在的。国王和其权力象征（所有权）是一种公开的代表形式，哈贝马斯称之为代表型公共领域，这毋宁说是一种地位的标志，因为历没高它并不是从制度层面组织起来的。

在阐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之前，哈贝马斯首先阐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文化起源。他主要借鉴阿伦特的观点：“公共性”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生活，探讨政治的公共空间是逻各斯超越物质生活的场所——它是家庭的对立面，是人作为生产性的生物存在的对立面，人在家庭中的角色仅仅是服从于自然必然性的，而女人与奴隶供养出的一家之主则能够超越这一低级的保存生命的旨趣转而与他人探讨正义与真理问题——所谓“公民生活”“公共空间”以及人本性中的“政治性”，即是探讨发生的场所。而“公共性”的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概念——近代形成的“市民社会”，指划定一片私人领域或不受公共权力管辖，而另一面又指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界限，关注公共事务。

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不断的转型。起初它就是一种贵族式的、代表性的公共领域，封建社会是特权身份制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等有很大差异，而贵族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来开展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这种活动基于特定身份的特权，是一种代表性的公共领域，是一种地位的标志，而这种活动更多的是具有作秀的味道、一种仪式性的表现而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之后由于大批商人从事海外贸易，挣了大量金钱，成为后来的暴发户，由于他们不断的被贵族所排斥，从而他们就弄出了自己的公共领域。这些新富们开始了自己的聚会，商人们纷纷开了自己的咖啡馆，聚集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交换商业信息、读小说、写文学评论，共同分享、传播从而形成了早期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这时候就发生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第一次转型，也就是贵族的、代表性的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向民主的公共领域的转化。在这个期间，文学作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穿透了社会阶层，是一种超越阶级分化特权的概念，可以进一步打破身份的三六九等，回到了基于人性的认识。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展的过程中，文学被附加了政治形象，国家也由君权神授转变为主权在民。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诞生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之中。

卢梭认为，人自由平等地进入公共生活，但是这个自由和平等都是抽象的，它有一定的局限的，会受到财产、教育以及性别的限制，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之后，再加上福利国家的诞生从而发生了第二次转型。也就是随着福利国家的诞生，社会底层的民众通过民众的政治过程让国家介入到了政治生活中，国家为了维持维持社会，以福利国家的方式补偿平民，给弱者以保护。这时候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就被打破了，就会发生国家社会化，国家会负责管理从摇篮到坟墓的事务，同时也会造成社会的国家化，越来越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公众生活，知识人的批判性阅读转而成为了商品消费，一些公共性的组织觉得媒体从业有利可图，他们进入公共领域迎合公众品味，低俗的新闻产品就会开始出现，公共领域开始逐渐衰落，另外，政府觉得公共领域可以利用，他们也潜在地运用权力来运用传媒使其推动民众做政府想做的事。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共领域就完全成了利益的竞技场和权力的竞技场。早期的公共领域是建立在和私人领域有所区别但又相互影响之上的，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大众社会的来临，随着电视这种大众传媒的出现，消费主义媒体狂轰滥炸式的宣传把这种区别彻底打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的结构还会面临着第三次转型。也就是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交易的扩大创造了庞大的经济系统，超出了生活世界的控制，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异化的力量。另一方面，政治国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把活生生的东西削减为量化的指标，成为了异化的力量，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演变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

社会系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外部自然或非人类环境中的物质资源；社会所涉及的其他社会系统；内在自然或社会成员的有机基础。“系统”这一概念对哈贝马斯而言有两个意思。其一是作为社会制度或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现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得人类不可能清楚知道自己每一个行为的原因及其可能出现的结果，而系统正好具有调节人类行为相互影响的功能。生活世界是在价值层面上规范人际活动，而系统是从功能层次调节人类不同目标的生活方式和取向。另一个意思是作为社会世界的分析框架，指研究者采取一个观察者的客观角度，去分析和了解社会现象。现代社会的困境的一个主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大众媒体成为了经济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货币的逻辑主宰了公共生活，钱成为了一般等价物，国家权力操控了公共领域，操纵着话语权从而引导舆论。公共和私人生活被彻底撕裂了，家庭本应具有的塑造的功能被公共领域抽干了，个人没办法享受家庭生活的安全效应，私人生活的交往结构、个人的表达，公共行动的情感宣泄，某种程度上都被异化了，朋友交不到了，说话不再真心诚意，公共生活分崩离析。社会本应具有的能量不具备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是谁了。

这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资产阶级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第二次转型是完成了一次庞大的组织化收编，那么第三次转型就可以说是对“我是谁”吞噬，这是一次巨大的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有四种危机：①经济危机。这是由于经济子系统不能产生足够生产率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引起的。②合理性危机，也即政治危机。这是由于政治——行政子系统不能作出足够数量的工具性决策所引起的。③动机危机。这是由于行动者不能感到有义务完全参与社会时引起的。当文化制度不能再社会化进程中为个人在国家和社会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活动中提供鼓舞的动力时，这种动机危机就产生了。④合法性危机。这是由于行动者不相信政治子系统的决策权而出现的。当社会政治秩序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公开成为问题，当制度不能保障公民群众维持必要的忠诚和顺从时，这种合法性危机就产生了。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属于体制危机。动机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属于同一性危机。体制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的调节制度积聚了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社会的“组织原则”已不能为了使制度继续存在下去而解决这些问题。体制危机表现为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效率下降，以及社会生活的涣散。同一性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化的传统做法已失去了使社会一体化的能力。同一性危机直接威胁社会的一体化。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已不再占主要地位，体制危机在社会一体化过程中得到缓和，同一性危机上升为主要地位。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本身蕴含着解放的潜能。他认为，在目的理性之外，存在着交往理性的力量，能够被释放出来。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在历史—社会学范畴中对之进行了梳理，但又不止于此。他之所以想突破历史清理的范围，就在于他想通过这种历史清理，建构出一个理想型的公共领域。而这个理想型的公共领域是他用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公共领域”首先是作为一个历史上的现实类型出现的。具体而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历史中的。这一现实类型的公共领域，用哈贝马斯的例子来看，就是历史上出现的商会、咖啡厅、出版社、报纸和杂志等发表公众意见的场所。在这些场所中，诸如商人、作家、艺术家等，公开讨论与社会生活和公众利益有关的问题。他在答复中国学界的文章中，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社交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虽然在现实中，直至20世纪结束这一设计仍未能达成，但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想的公共领域形态仍然有论述和为之努力的必要，因为公共领域是良好的社会管理得以施展的核心，在公共领域内，民众可以做出能动积极的政治决断，政治行为的效果才能收到及时的反馈，进而促使决策者形成更为合理的判断。只有努力趋近这种理想模式，公共领域才能作为一种公正的标准来检验施政方针是否得到良好运作。

公共领域的提出虽然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理论因局限于“资产阶级白人男性”而受到诟病。

新技术勃兴，公众无需倚靠政治、经济力量便可发声，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哈贝马斯指出，互联网非但不能保证政治动员与参与，反而可能促成公民社会的碎片化，表现实而聚焦、实而模糊，开辟的是意见分歧而不是一致的公共领域（热点迅速迭代，导致受众注意力分散，社会行动力被削弱）。除此之外，互联网空间内话语更多地表现为情绪化的特征，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理性的思考能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公共领域在互联网时代仍是美好的愿景。

2018年4月29日

❷ 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学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广泛：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❸ 中国网络上是否存在公共领域

根据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一点想法：
公共领域大概就是指介于国家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公共场所，这个场所是公开的，人们平等的讨论，讨论必须是理性的，讨论的结果可以产生公共舆论。网络的存在类似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印刷资本主义这种技术手段为公共领域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是差别在于，首先哈所说的公共领域是基于一定范围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力量，中国的网络面向的人群范围更广，很难形成理性的讨论。其次，网络与公共领域的区别还在于它不是完全独立的。
当然这只是指历史范畴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更多的指一种规范范畴，说白了就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哈贝马斯认为好的东西，网络则是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形成。

❹ 互联网办公室公共区域命名

互联网办公室公共区域命名有，前厅、走廊、接待室、展厅、员工兄镇休息室和茶水间等。

办公空间公共区域，空间内的各相关区域设计及元素必须高度统一，办公空链汪间设计除了了解空间内人员的关系。注重人的生羡唤粗理、心理需求，保证合理的分区与规划等大局规划之外，各功能区域的设计也需要细心分析。

❺ 如何看待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得以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的利益问题时，公民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的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的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
按照这种定义，网络公共领域是指网民将网络的论坛、博客、播客等空间形式作为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讨论发生在我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公众话题，进而形成公共意见，对社会进行监督，从而促进社会的朝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当然，网络作为表达意义的平台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媒体一起共同的促进社会或事件朝良性方向发展，这是媒体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体公共领域在反应民生、公共议程建构、舆论监督等诸多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网络媒体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呢？答案是：能。?网络媒体具有公共领域存在的空间，网络媒体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公共领域话语沟通情景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交往形式，它需要由国家媒介、公共媒介和商业媒介构成的理想媒介生态结构做支撑。在理想的媒介生态结构中，公共媒介是非官方非盈利的媒介机构，主要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并作为公众共同使用的信息平台，其资源消耗的补偿主要来源于作为纳税人的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建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制，以此保障公共媒介公共服务宗旨的实现。但是，由于商业力量和政治权利的局限，公共媒介存在一个事实缺位的问题。因为传统大众媒体信息的批量化生产与单向性流动，对于公众意见的自由表达和批判性舆论的形成极为不利，公众群体所拥有的独立人格和对社会普遍利益的关注也失去了沟通的纽带。但是，网络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普遍参与、信息共享、公开透明、即时互动的特性，这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实现打造了一个理想的平台。????首先，网络媒介使用者的匿名性与分散性保证了公众群体的独立人格以及对社会普遍问题的自由表达。网络媒介作为一个虚拟的交互平台，公众均以匿名的方式参与到媒介的使用中去。这种匿名、分散的特质，一方面为公众提供了一种自由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安全感。另一方面，这种匿名性与分散性，使得成员之间互不认识，对试图进行大众操控的社会精英来说也增加了困难。除此之外，它还消除了公众成员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在对社会普遍利益的批判上，每个人的意见都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并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其次，在沟通媒介上，网络传播的低门槛与低成本为公众使用媒介提供了手段，而信息自由、自主、公开、快速的沟通为公众意见在国家和社会中间的生存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媒介使用上，网络传播几乎实现了“零门槛进入”，任何人只需要拥有基本的计算机设备，就可以充分享受网络媒介的各种功能：创建个人网站、公开发表留言、开辟网络论坛、建立个人博客、发起基于某一公共主题的讨论等等。这样，大众意见将不再被少数精英所认为的“主流”观点所“把关”掉，网络平台将成为各种自由流通信息的集散地，也使得“观点的自由市场”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具体的可行性。
最后，网络空间实现了与国家和社会的分离。网络传播革命创造了一个“对话性”和“去中心化”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由于信息垄断权一定程度上被打破，这个虚拟空间将导致政府垄断资源能力的削弱，而公众介入公共事务的欲望和能力都将增强。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虚拟的生存空间将不仅仅是一种认为的沟通工具，还将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独立于国家界限之外的，具有高度开放性的生态系统。这时的互联网空间将会形成一种高度自主的“市民社会”。总之，由信息和电信传输技术所建构而成的互联网信息生态，不但可以扩大市民社会的民主空间，而且可以使政治关系朝民主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创造公共领域，扩大公众参与的可能性，营造一种跨国多边的参与情境。

❻ 网络新词的产生是中国新媒体具有公共领域特点的体现吗

一、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内涵
“节目”，最早是指文艺演出的艺术作品。广播电视诞生后，以其电子传播的速度和覆盖面的巨大优势，迅速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体。几乎所有的艺术节目都借助它的优势得到迅速传播，因而“节目”一词也从广播电视中的文艺演出作品引申为电台电视台播放的一切项目。美国学者约翰·菲斯克认为，“节目是电视所输出的有明确界定与标识的部分。它具有明确的时间与形式界线，与其他节目有类别上的相似之处，更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知道广告不是电视节目中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一个节目什么时候结束，另一个节目什么时候开始。节目是稳定的、也是固定的实体，是以商品形似和生产和出售的，是由节目编排人员安排播出的。”由此可见，从广义上，节目可以理解为不同媒介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不过，这种理解或宴过于宽泛，我们可以借助相关学者对电视节目形态的研究，从狭义上，更好地理解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内涵。
关于电视节目形态的定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研究者认为：“电视节目形态指的就是与电视节目内容相对应的电视节目表现形式，他是电视节目制作方式的核心，提供着适用于不同内容的电视处理方法”。也有研究者认为，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内容存在的样式和运动状态，包括节目的名称、主题、内容、形式、时长等，但不容忽视的是“电视节目形态在当代还被赋予了新的意涵——所谓节目形态，就是电视节目设计的基本模式”。还有研究者认为：“节目形态是构成一个广播电视节目的各个形式要素依照不同的组合方式、不同的功能指向虚态，而最终形成的节目的存在形态，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形式和内部构造”。
归纳相关学者的研究，电视节目形态的内涵大致包括衫誉银以下几个方面：①电视节目形态是电视节目内容的表达形式与结构方式；②电视节目形态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状态之中；③电视节目形态还有电视节目设计模式的涵义。这些对于电视节目形态的研究，对于更好地理解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如果我们用一种历史的的眼光看待视听新媒体节目的话，所谓“视听新媒体节目”应该是伴随着视听新媒体的诞生与发展，逐渐形成的不同于传统广播电视的节目内容和服务功能。此类节目要么在结构形式上具备与传统广播电视节目不同的模式，要么在服务功能上对传统广播电视节目有新的拓展。总之，视听新媒体节目应该是传统广播电视播出平台上所没有的内容、形式或服务。因此，即使是在新媒体平台上播出的传统电视节目内容，如电视剧和电视栏目等等，也并不属于视听新媒体节目。
简要总结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内涵如下：第一，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是指与传统广播电视节目不同的内容、形式或服务，其突出特征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交互性。第二，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是指在数字新媒体平台播放的节目或提供的服务。第三，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处于不断的运动发展变化中，新的品类将随着视听新媒体的发展不断涌现和成熟完善。
二、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类型
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研究目前才刚刚开始，没有现成的分类标准可循。笔者认为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类型既可以按照播出平台分类，也可以按照技术应用分类，还可以按照内容创新分类。但是，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分类，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都应该是“传统广播电视媒体播出平台上没有的节目形态”。遵循这个基本前提，综观目前广播电视与互联网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节目内容和服务功能，本文尝试为各种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进行分类。
按照视听新媒体播出平台分类。目前，视听新媒体节目的播出平台主要是传统电视与互联网融合所产生的新媒介形态，主要有电视与互联网融合产生的网络视频、IPTV，电视与移动互联网融合产生的手机电视。相应地，产生了网络视频栏目、IPTV与互动电视内容、手机电视节目等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
按照视听新媒体节目内容分类。在视听新媒体发展过程中，由于传者与受众之间关系的变化，受众参与程度的增强，微型碎片化内容增多，以及技术应用创新等因素，出现了公民视频新闻、微电影、新媒体剧、富媒体广告、电子游戏等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
这些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都是目前传统广播电视播出平台上所没有的，它们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诞生，或者在传统电视节目内容启发下融合了视听新媒体的技术特点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前者如公民视频新闻、IPTV与互动电视内容、电子游戏、富媒体广告等，后者如微电影、新媒体剧、网络视频栏目、手机电视节目等。每一种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都有其不同的诞生、发展历程和典型特征。
1、微电影
微电影是一种短时长、低投入，可依托多元媒介平台制作播放的影像艺术内容产品。在共享、交互、传播的新媒体时代，微电影的本质是一种参与和倾诉的影像方式。微电影的类型可以分为：广告微电影、明星微电影、定制微电影、游戏微电影等。微电影之所以能成为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在网络时代，“微内容”广受欢迎。网络播出平台的出现，“微内容”创作和传播的双重繁荣，改变了新媒体的内容生态环境，YouTube、优酷、薯仔、六间房等视频网站的崛起，UGC（用户自制内容）的繁盛，社会专业制作力量的加入，让“微电影”享用着“微时间”，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新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网络的平台和空间造就了“微电影”，使之成为一种当之无愧的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
2、新媒体剧
新媒体剧是依托新媒体环境完成制作和传播，具备观看自由灵活、类型丰富等特征的影视剧节目类型。新媒体剧囊括网络剧、手机剧、公共视听载体剧等多种类型，具有生产周期短、制作门槛低、投资风险小等特点。国外的网络剧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一般认为，植入了苹果公司等信息产品的品牌广告《地点》是美国第一部网络剧。2000年，我国一部原创网络剧《原色》上传网页。2005年，上海文广和上海移动联合推出了手机剧《新年星事》。2006年，优酷网、酷6网等视频分享网站纷纷上线，越来越多的网络剧涌现出来。究其实质，新媒体剧是传统电视剧在网络视频、手机视频和移动电视播出平台上的“变种”。其时间短的特性，成为新媒体剧不同于传统电视剧的显要特征。一般来讲，新媒体系列剧的单集时长10分钟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移动环境下用户观赏的“微时间”所决定的。同时，专门针对网络用户的群体特征和视听新媒体播出平台的量身打造，也成为新媒体剧成为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之一的质的规定性。
3、公民视频新闻
公民视频新闻是由普通公众拍摄、制作，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运用画面与声音符号体系对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进行反映、报道、记录、调查的视频短片。吴信训、王建磊将公民视频新闻分为公共领域、亲身经历、主动调查、事先策划和视频合成五大类；蔡丽霞认为公民新闻的来源有现场见闻、自身事件、调查报道、自我报道四类。在表现形态上，公民视频新闻和传统电视新闻具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公民视频新闻一般没有出镜记者，没有主持人，不设新闻导语；画面因非专业设备拍摄而不甚清晰，镜头时而摇晃不稳，推拉摇移的运用也不甚合理等等。但是，恰恰由于公民自身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非专业化的采访摄制、音乐和字幕的运用与成熟的电视新闻不同，其独特的节目形态特征才愈加突出和明显。公民视频新闻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数码摄像机和电脑编辑系统等技术设备的普及，一方面显现出公民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目前，这种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已经反向发展到传统电视的播出平台上，显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4、网络视频栏目
网络视频节目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出现了一种固定网站播出、固定节目时长、固定主持人等栏目化特征明显的网络视频栏目，此类栏目属于网络原创节目，不在传统电视台播出。如搜狐网2007年1月开播的自制网络综艺娱乐节目《大鹏嘚吧嘚》、人民网人民电视频道于2009年底推出的原创新闻评论栏目《小六砖头铺》、中国传媒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林白（网名“林中白狼”）主持的原创网络脱口秀栏目《麻辣书生》、腾讯网2011年7月推出的原创纪实专题栏目《记录》等等。2012年英国伦敦奥运会期间，凤凰新媒体推出奥运原创节目《锵锵五环行》和《伦敦下午茶》同步在河南卫视、深圳卫视CUTV（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旗下的10余家成员台的黄金时段落地播出，成为网络视频节目逆袭传统电视播出平台的最新例证。
5、IPTV与互动电视内容
所谓“IPTV与互动电视内容”是指，在以电视机为接受终端的 IPTV或双向互动的有线数字电视上呈现的，区别于传统电视媒介互动节目形式的，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型互动节目和服务项目。比如在电视机上实现的电视上网、互动游戏、虚拟社区、远程医疗、可视通话、报刊订阅等等。IPTV与双向互动的有线数字电视融合了传统电视内容和互联网内容，用户既可选择影视直播、影视点播、时移电视，也可以浏览信息、家庭学习、休闲娱乐、视频通信等。一般来讲，IPTV互动内容可以分为“人机互动”与“人际互动”两大类。我国现阶段IPTV与双向互动的有线数字电视主要以视频点播的人机互动为主，以电视机为中介的人际互动也正在逐渐增多。
6、手机电视节目
手机电视节目是指在手机电视上播出的内容项目。手机电视节目无论是在节目编排、画面镜头、音效、字幕，还是视觉传达和节目模式方面，都与传统电视节目具有明显的差异，成为一种独立的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我国的手机电视业务始于2003年11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当时由海南电视新闻中心制作的近70条相关视频新闻通过移动、联通两家手机电视网络进行了业务传输。2005年，上海东方龙手机电视公司投资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用高清摄像机拍摄的手机电视剧《白骨精外传》。手机电视是一种崭新的视听新媒体，在传播环境和受众需求方面与传统电视区别较大，随着数字多媒体广播的普及和发展，符合手机媒介特点的短视频节目越来越受市场青睐。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独立于传统电视节目之外，符合手机媒介传播特点、传播环境以及手机电视受众接受生理和心理特性的新型视频节目越发受到重视。
7、电子游戏[9]
电子游戏是一种基于计算机平台和数字技术的，鼓励玩家以获得身心愉悦为目的自愿参加并要求玩家遵从特定的规则与目标的独立于日常生活的娱乐活动。体验是电子游戏的核心，电子技术对游戏体验的影响有屏幕带来的视觉体验、输入技术的革新带来的触觉体验、互联网带来的交互体验等，同时，电子技术的发展还会给玩家带来更为沉浸的游戏体验。玩法的革新、交互的简化、美术的创新、音乐的丰富，游戏科技的发展可以使玩家更容易进入沉浸环境，从而深化游戏体验。作为一种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电子游戏赋予了参与者角色扮演的功能，传统电视的“观众”变成了“演员”，在设计好的规定情境和游戏规则中表演或竞技。这种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对传统视听节目的超越显而易见。由于电子游戏与商业结合紧密，其类型化开发程度很高，产业化发展步伐很快，目前已经出现了在电视屏幕上进行遥感互动的游戏新品类。
8、富媒体广告
随着技术进步以及消费市场的成熟，出现了具备声音、图像、文字等多媒体组合的媒介形式，人们普遍把这些媒介形式的组合叫做富媒体（Rich Media），以此技术设计的广告叫做富媒体广告。简而言之，富媒体广告是运用多种网络技术制作而成的具有与用户互动功能的互联网广告节目形态。网络技术发展为富媒体广告提供了技术支持，巨大的市场空间为富媒体广告带来了不竭的动力，新媒体艺术的成熟确保富媒体广告的创意完美呈现。弹出式、浮动式、互动式、flash、Java、3D、视频等富媒体广告的出现，丰富和扩展了传统电视广告的视听表现和想象空间，最终让富媒体广告成为互联网平台上的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
三、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特征
由于新的播出平台的特性要求、新技术的应用、传播理念的变化等因素，目前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不断地创新与演变，逐渐显现出一些基本的特征。
1、新的播出平台
新的播出平台，决定了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相应变化。以手机电视节目为例，移动互联网把手机从单纯的移动通话工具转变为具有上网功能的移动视听多媒体，手机上网、手机电视、手机报等功能齐备于一身。由于这种“带着体温”的第五媒介，有便携性、随身性、实时性、直接消费性等传播属性，智能手机终端实现了快速的数量增长和市场普及。相应地，手机电视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跨屏传播时代传统电视随时随地的“补偿性媒体”。但是，由于手机电视的使用环境多是室外或者嘈杂的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手机电视的节目内容和形态也需要在传统电视节目基础上做出调整，以适应这种移动媒介平台和受众接收环境发生的变化。比如，手机电视移动收视的传播特性决定了单个手机电视节目的时长应该缩短，大篇幅、长时段的传统影视剧不宜在手机上照搬播出。目前国内外惯常使用的方法是抽取传统影视剧作品中的段落精华，改编制作成5分钟以内的手机短视频系列节目播放。再如，手机屏与电视屏相比较小，这就决定了传统电视节目中普遍使用的字号较小的屏幕文字不适用于手机电视。不仅如此，在专为手机电视编辑制作的各类节目中，也应多为手机电视受众考虑，尽量多用特写和近景，少用远景和大远景，方便受众在手机屏上的观赏。可见，手机媒介的传播特性决定了作为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之一的手机电视节目与传统电视节目形态的差异。不同的播出平台对视频节目的不同要求，引导着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创新和演进的方向。
2、新的技术支持
视听新媒体是媒体技术与信息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并随着各类相关技术的交叉与融合不断成熟和完善。当前，媒体技术和信息技术整体呈现数字化、网络化、融合化的发展态势，其中宽带化、IP化、更高层面的智能化成为这个时代的技术亮点，这些技术变革不断推动着媒介形态的创新，推动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相应地，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也在新的技术支持下，逐渐向数字化、网络化、互动化、智能化、应用软件化方向发展，愈加显现出与传统电视节目的区别。
新技术改变了传统广播和电视的结构、传递、运营、制作、节目、内容以及接收。虽然传统的广播和电视接收器已发展得越来越便携了，但还是受到来自黑莓（BlackBerry）、iPod、可视电话（Videophones）和智能手机（Smartphones），以及其他能够通过互联网接收音频和视频信号或数字信号的设备的竞争。更为瞩目的是，在新兴技术的支持下，包括“网络视频短片”（Webisodes）在内的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挑战了广播系统的根本属性。
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度发展，视听内容传播的应用软件化趋势在视听新媒体终端的威力越发明显。智能手机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应用软件等技术应用，目前已经越过手机、电脑和平板，向智能电视、互联网电视、IPTV终端快速渗透。数字芯片的信息处理能力越来越强，软件嵌入技术应用越来越广，这些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为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创新和演变带来强劲的发展动力。
3、新的互动参与
马克·波斯特把互联网主导的“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称为“第二媒介时代”，以此来区分由电视主导的“播放型传播模式”。[13]这种划分，意在强调新媒体互动、参与的传播特性。在这种思路的启发下，我们也可以从受众角度把视频内容的传播划分为：“受众接收型传播”和“受众参与型传播”。在“受众接收型传播”中，受众是被动的，主要是接收电视单向传播的内容；而在“受众参与型传播”中，受众是主动的，除了接收信息外，还可以搜索信息，甚至为其他用户上传自己制作的内容以供分享。这种互联网的双向互动传播特性给受众的互动参与带来极大的便利，双向化和互动性成为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不同于传统电视节目的鲜明特征。比如，公民视频新闻。这种受众自己采制的视频内容信息，通过受众的主动参与和上传分享，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电视播出新闻的“非专业化”特征明显的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成为公民自制的参与式“草根报道”。再如，IPTV与互动电视内容。通过在电视机终端植入部分互联网互动功能，IPTV实现了“虚拟社区”的新应用，观众之间可以实现视频通话、卡拉OK、私信、留言等，甚至通过与银行合作实现用户在家里就能直接“刷卡”的电视购物、电子支付等服务，大大拓展了“人机互动”的空间和范围，部分实现了通过电视机终端的“人人互动”。此外，还有电子游戏类节目的沉浸式体验和角色扮演的功能，都充分体现了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受众互动参与的鲜明特性。
4、新的表现形式
视听新媒体节目应该是在结构形式上与传统广播电视节目有所区别，或者在服务功能上对传统广播电视节目有新的拓展。从这一概念的内涵来看，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应该具备不同于传统广播电视节目的新的表现形式，这是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质的规定性。试举例说明：微电影、新媒体剧、手机电视节目等可以归为“微视频”，其突出的特点是单个节目时间短，适合受众利用碎片化时间欣赏观看；网络视频栏目、公民视频新闻等视听新媒体节目形态的突出表现是制作较传统电视节目略显粗糙，甚至不够专业，在音乐、字幕运用方面与传统电视节目有较为明显的差别；IPTV与互动电视内容，在“人机互动”、“人际互动”以及通信服务功能拓展上大大丰富和超越了传统电视节目内容；电子游戏和富媒体广告，则从根本上超出了传统电视节目的范畴，从节目形态到技术应用都是对传统电视节目全新的、互动的创新与演进。

❼ 请问中国社会存在公共领域吗

中国当然存在公共领域了，以下是关于公共领域的一些介绍，希望对你有用
将近40年前，“公共领域”（德语Offentlichkeit，英语publicsphere）一词在德国当代大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一本名着（Habermas,1962/1989；哈贝马斯，1999a）中被概念化了。从此它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学者的专题性着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受到高度审视。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

“公共领域”一词并非哈氏所创。在他之前，德语世界的众多学者如熊彼特（Schumpeter,1918）和布鲁纳（Brunner,1943）都研究过同一主题。在英语世界，德裔犹太女学者阿伦特（Aerndt,1958）[6]和更早的杜威（Dewey,1923）也分别从公共哲学的角度探讨过相关问题。以哈氏、杜威和阿伦特为例，这一概念的指涉不尽相同；在哈氏和杜威那里，大众传媒的功能和问题群显然居于中心地位，而对于阿伦特则不然（Dahlgren,1995：7）。就哈氏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哈氏在1962年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下简称《公共领域》）后，除了1964为一套网络全书写的一个词条、为他那本名着1990年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以及1998年给一位中国学者的回函外，哈氏可能很少再涉及这一主题了，因为如他所说，“我老漏塌这些年来已另有关怀”（哈贝马斯，1999a：i）。
在《公共领域》中，哈氏写道（哈贝马斯，1999a：32）：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哈氏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7、48）。
哈氏解释说，国家和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而出现的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公共领域一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但它有别于私人领域，而只限于与公共权力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关的事务，而政治公共领域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加以调节（哈贝马斯，1999a：35、70）。在这种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政治批评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哈贝马斯，1999a：37）。公共领域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搜搭中的一切政治功能，它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织公众和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私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哈贝马斯，1999a：59～60）。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a：46～48）。哈氏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a：210）。
哈氏指出，具有政治功侍圆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68～69）。哈氏最为推崇的报刊是18世纪初3位英国作家办的融新闻、随感、学术、娱乐等内容为一炉的杂志：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评论》（Review），斯蒂尔(Sir Richard Steele，1672～1729)、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的《闲谈者》（Tatler）和《旁观者》（Spectator），尤其是后二者。[7]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a：34～35）。
哈氏以下列结构图来表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轮廓（哈贝马斯，1999a：35）：

由于哈氏知识体系宏大，公共领域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众多，因此学界虽然对之兴趣浓厚，却了存在一些难解之处。为此，哈氏在1964年更加规范地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1998年8月，哈氏在回答一位中国者所提出的问题时这样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❽ 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监督相比具有什么新特点

网络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网络信息交流与传播方式，具有网络传播的范围广、效率高、速度快、互动灵活的特点。同时，作为一种监督形式，又有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的特性。
（一）网络监督者可以自我设置议程
“议程设置理论”是由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提出的，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着性，以此影响着人们对事件重要性的判断。
“议程设置理论”是针对传统媒体而言的。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权集中在少数媒介手里，媒介不但享有信息的发布、传播权，还可以掌握信息的流向和流量，在传播中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而受众则是被动的，缺乏同时接触多个媒介的有效渠道，其主动性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网络媒体则打破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基础。因为网络环境是一种开放的环境，信息的传播不可能被完全控制。在网络媒体中，传播权被分散到了广大受众手中，网络信息的流向和流量的很难受到控制，受众在信息传播中有了很大的主动性。这就建构了一种新的传受关系，即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众处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从而奠定了网络传播中网民自我议程设置的基础。这一点，在微博中体现得极为充分。Web2.0使得网络的互动性加强，每一个网民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每一个网民都可以发布信息并引导一个话题，也就是这种自媒体可以自我设置信息传播的议程。
自我议程设置就是网民利用取得的信息，依据自己的理解，对信息的传播采取控制，以达到设置议程的目的。自我议程设置是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扩展，有时它也可能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
网民自我设置议程使得网络舆论监督更广泛、更快捷、更公平也更能代表大众。它可以打破单一媒体监督的片面性与私利性，可以反映各方面的利益，使监督更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二）网络传播具有“公共领域”中自由、开放、交互性的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更透明、更真实、更公平
“公共领域”是指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由各种对话构成。公民可以自由地组合、集合，可自由地表达思想与意见。其核心内涵是平等开放、自由讨论、理性批判、关注普遍利益、达成共识。
由于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舆论监督，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布自己的意见与见解。这种开放性与互交性就形成了网民的“公共领域”。网络信息传播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足不出户，就可与别人进行交流，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新闻，具有开放性、即时性的特点，在提高信息传播速度的同时，也增加了信息的公开性。
网络舆论监督利用网络这个开放的平台，在舆论监督中不仅快速、便捷，而且廉价、有效。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充分的实现。具有“公共领域”中自由、开放、交互性的特点。
（三）网络传播“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特点，使得网络监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监督的范围更广
“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是由麦克卢汉提出的，他认为广播电视的出现使得原有以期刊报纸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方式瓦解，信息的传播范围扩大了。
与广播电视相比，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成本也更低。网民可以将自己感兴趣的事件发布到网上，引起他人的注意。通时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并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就这一点来讲，网络信息传播才真正实现了“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
网络传播的这种特点，使网络舆论监督更具广泛性，无论是监督主体还是被监督主体，都更具广泛性。只要你可以利用网络，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中活动，就可能成为网络舆论的监督者，同时也被整个社会所监督。
（四）网络传播使监督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形成的舆论压力更大
传统的舆论监督成本很高。一是监督渠道不畅造成的时间成本，二是监督手段匮乏造成的人力投入成本，三是难以取得信息而造成的监督范围过小。还有，监督者不可避免地会危及到被监督都的权力、地位或安全。可能造成被监督者对监督者进行打击和报复，使监督者承担监督的风险成本，从而使大家不愿或不敢监督。
互联网的出现，解决舆论监督的渠道与范围的问题，同时在网络舆论监督中，监督者具有的匿名的特征，可以很好地保护监督者的权益，降低了监督的风险成本。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监督中来，增加监督的效果。广泛的监督主体更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提高舆论监督的效果。

❾ 急！谁能帮我在龙源期刊网找篇文章 2009年第4期《东南学术》 题目是“论新媒体时代传者与受者的身份趋同”

论新媒体时代传者与受者的身份趋同字数
东南学术 2009年4期
摘要：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向内容制作者转变，分析关于这一现象的若干研究案例及其研究方法之优劣，不难看出：“使用与满足”学说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实际研究需求；在进一步的研究不应忽略资本和政治经济权力对新生的互动媒体所产生的影响；把传受过程结合在一起的“Prosage”，也许是能更好地理解传受趋同现象的一种研究路径。
关键词：用户自创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主动受众；新媒体；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9)04—0166—03

一、研究缘起和文献综述

近年来，受众研究领域的许多成果已经表明，观众(audienecs)或参与者(participants)不仅仅是被动地接收信息，他们开始用不同的手段创建媒体内容(Blog博客、YouTube视频、nickr图片)并通过各种社交软件与他人共享，形成自己的传播渠道。在当前web2.0的传播环境下，这种实质意义上的双向传播不仅挑战了传统媒体的操作模式，也对民主社会、经济和法律框架有着深刻的影响。
目前国内外对于受者变身传者(adicnces as procers)的研究所关隐茄注的焦点是用户自创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也被称作消费者自创内容。遗憾的是，尽管各种形式的UGC最初总是出自于免费分享的目的，但是一旦它们在新媒体中吸引了眼球，就会迅速被商业渗透，成为新的谋利平台。为了扩大受众群，适应用户的多样性，像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样的媒体巨头也在寻求建立这一平台，以服务现有观众并吸引潜在观众。业界的需求呼唤能够充分解释UGC行为的有力研究，但实际上大部分研究都只是应用传统媒体工业时代的分析框架，鲜有引发深思的批判视角。
现有的uGC研究主要集中在使用者创造媒体产品的行为特征、这些产品带来的经济效应以及对形成网络公共领域所产生的影响等。本文旨在提供针对UGC主体研究的概述，并批判地分析各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例如使用与满足理论(Li，2005)，修正的自我表露理论(Fung，2006)，或“prosage”——这个由布伦斯(Brans，2007)自造的词用“proce”+“usage”(生产与使用合二为一)来表明同时性生产和使用的混合形态。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集中讨论此主题的热点问题，评述相关研究的优劣，探寻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

二、关于UGC的四个研究案例

根据每日更新的全球点击量最大的网站排行榜，Youtube和Wikipedia(维基网络)名列第三和第七。这些提供用户自创内容(UGC)的免费网站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呢?关于UGC的研究力图解释这一新媒体环境下的重要现象，以下将重点概述其中四个研究案例。
案例1：德国学者Stoeckl(et al.2007)和他的同事们试图找出博客及视频制作者与那些不生产内容的“纯用户”之间的区别。他们认为UGC最让人振奋的特点就是：“消费者现在成为了制作者”、“创造并不是为了马上获利”、“UGC最终还是面向大众的”。
此研究应用“使用与满足”学说作为理论基础。这个学说假定人们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主动、有目标地使用媒介的(Katz and Blumler，1974)。册伍此研究发出的在线调查被792人下载，其中489人完成了问卷。通过质化和量化的研究，发现博客和视频制作者谈到创作动机时最经常使用三个原因：纪录生活，娱乐，自我表达。相反，那些专业“潜水员”不生产内容的原因是：不愿付出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及担心隐私可能被侵犯。
案例2：同样，Li(2005)所做的研究也是立足于使用与满足框架上的。博主认同的开博动机包括：自我纪录、提高写作水平、自我表达、媒介诉求、获取信息、社交需求。
和第一个案例相似，Li的研究得到了60％的答复率。某些动机与特定的使用博客的方式州携或有强关联。出于自我纪录动机的人倾向于设置反馈管理、使用鲜明个性的表达，以及期望读者量；而那些想要提高写作技能的人的博客就没有那么强的互动；寻求自我表达的博主甚至会在博客中加入设计的元素；强调信息诉求的博主往往添加超链接等。此研究还发现，博客中存在较强的性别差异，男性更倾向于信息诉求，而女性更多选择自我纪录、自我表达以及消磨时间；而年龄与自我纪录、自我表达和消磨时间的动机成负相关。
案例3：与上述两个案例不同，Fung在2006年所做的研究采用了“修正的自我表露”(re-vised self—disclosure)(WheeIess and Grots，1976)理论，调查了545个香港本地的博客。使用博客的满足感实际上标明了多种维度的自我表露，特别是自我满足和自我表达。研究表明。经常使用博客的人倾向于表露私密和个人事务。年轻女性拥有更长的博客经验。
案例4：任职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阿克塞尔·布伦斯(Axel Bruns)在2007年提出的“Prosage”模式在本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Prosage模式下，所谓“产品”(pro-ction)已经不是工业时代的那种具体的完成品了，而是动态的prosage过程中一个临时的作品：就像维基网络(Wikipedia)某词条最新编辑过的一个页面、由开源软件设计者刚刚发出来的一个软件包、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授权框架下的一组原创设计，这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规模化生产的“产品”，而是网络用户随用随创的“作品”，创作目的和作品形态的不同所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必须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三、对于案例的分析

在数字媒体时代，受众拥有独特的解读媒体内容的方式。随着互联网的全球性普及，探寻传受互动中受者向传者转变的本质已成为受众研究的新热点。以上案例都是在规范的研究框架下通过翔实调查得出的审慎结论，但是，在样本选取、方法使用、理论运用等方面，显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样本选取方面，Stoeckl等人的调查所选取的样本是隶属于传统媒体的电子平台，如英国较保守的《卫报》(Guardian)网站，以及德国杂志Neon的网站。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传统媒体一样，网站上的内容其实还是由编辑人员选取和审查的，就算你能在网站上发表文章，但这些文章在原报或原刊上得以发布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在中国情况也是如此，新闻线索往往是在传统媒体的追踪下被放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使用者变身媒体生产者，是限于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的(网络中)，其影响力要扩散，还需要特殊的催化条件。
研究方法上，问卷可信度及统计上的抽样偏差依然存在。UGC领域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年轻人身上，因为他们更精通新媒体的技巧，并有更积极的参与意识。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技能的复杂性限制了积极参与者的数量和年龄，大部分公众还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来获取信息。因此，除了尽可能减少统计软件的误差，更重要的任务是改进研究方法，尽可能设定合理的抽样范围，力求得到更加客观的结论。
这些研究还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对于管理层权力的忽视。众所周知，大众传播还是处于一些政治经济力量实体的控制之下的。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Lazarsfeld＆Merton，1948)认为，社会和心理机制决定了受众对媒体的需求和使用⒀。戴维·莫利(Morley，1985)指出：“观众诠释意义的能力，和中央集权的媒体机构建构文本的力量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在当今新媒体受众研究的语境下，要完全抛开行政管理方面的力量，还为时尚早。
从理论框架上来看，应用“使用与满足”学说并非不妥，然而，如果用它来检验从受者到传者的角色转变，就显出不足来——由于此理论最初是用来考量二战期间美国日间广播系列剧对于受众的影响的，其出发点是媒介强效果论，现在看来，已经有些过时了。
研究新媒体时代的受众，理解受者向传者的过渡，还应从Prosage开始。正如上文所概括的那样，Prosage克服了“内容生产”这个概念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所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问题。它为理解数字环境下的“协同内容创新”(collaborative content creation)及其发展实践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
当然，现在就认为新媒体能够完全颠覆传统意义上的传者和受众的关系还为时尚早，看看以下几个例子：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收购了最成功的社交网站MySpace，流量最大的图片分享网站Flickr被雅虎并购，极富创新意识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也拱手出让给谷歌……技术和创新在资本的威力面前纷纷缴械，这是信息时代还未进化完全的悲哀吗?传者和受者之间那道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会被用户之间的免费分享特性所弥补吗?这些都是开放的命题，在web2.0时代，没有人敢预言5年以后会发生什么，雨后春笋般的媒体现象，正是激发学者研究热情的源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