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史上最厉害的黑客是谁
李纳斯·托沃兹（Linus Torvalds）
当今世界最着名的电脑程序员、黑客。Linux内核的发明人及该计划的合作者。托瓦兹利用个人时间及器材创造出了这套当今全球最流行的操作系统内核之一。使自由软件从产业思想运动演变成为市场商业运动，从此改变了软件产业，乃至IT产业的面貌。
乍得·斯托曼
个人简介：
圈内头衔：无 (毫不隐藏!)
主要成就：老牌黑客。1971年，斯托曼在街上找到一份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工作。当时他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后来，斯托曼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打破了软件是私有财产的概念。
第一次接触计算机：1969年在IBM 纽约科学中心，时值16岁。
自己独特的黑客工具：在上世纪 80年代, 斯托曼不拿MIT的薪水但继续在其中的一个办公室工作。在那里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操作系统GNU--GNU是"GNU's Not Unix"的缩写。
鲜为人知的事实：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24万美元天才奖。
五短身材，不修边幅，过肩长发，连鬓胡子，时髦的半袖沙滩上装，一副披头士的打扮。看起来象现代都市里的野人。 如果他将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顶圆形宽边帽子，有如绘画作品中环绕圣像头上的光环。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变成圣经中的耶稣基督的样子，散发着先知般的威严和力量。野人与基督，恰恰就是自由软件的精神领袖理乍得·斯托尔曼的双重属性：他既是当今专有（私有）商业软件领域野蛮的颠覆者，又是无数程序员和用户心目中神圣的自由之神。
路易斯·普赞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路易斯·普赞在分别位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地点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创新性的连接数据网络。尽管这个网络只能连接几十台电脑，但其简单高效性为日后建立一个可以连接数百万台电脑的网络指明了方向。普赞对于当今互联网的建立功不可没。如今他依然在为互联网的进一步演变与提高振臂高呼。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嘉奖了五位计算机网络先驱者。他们将分享刚设立的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奖（Queen Elizabeth Prize for Engineering）共计100万英镑（合160万美元）的奖金。其中四位获奖者都闻名于世，他们是：互联网协议的创始人温特•瑟夫（Vint Cerf）和鲍勃•康恩（Bob Kahn），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成功发明首款网页浏览器的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然而，获奖的第五人就相对少为人知。他就是路易斯•普赞(Louis Pouzin)，一个喋喋不休的法国人，他对这个领域做出的贡献完全称得上举足轻重。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普赞在分别位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地点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创新性的连接数据网络。尽管这个网络只能连接几十台电脑，但其简单高效性为日后建立一个可以连接数百万台电脑的网络指明了方向。普赞的发明激发了瑟夫和康恩的想象力，他们两位将普赞设计的许多方面都融入了他们的互联网协议设计，而互联网协议如今正驱动着整个互联网的运行。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法国政府撤走了对普赞项目的资金支持。他眼看着互联网席卷全球，最终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证明。“对于路易斯来说，这份认可实在来得太迟，太迟了，”瑟夫说道，“这不公平。”
1931年出生在法国中部一个小村庄的普赞是在父亲开的锯木厂长大的。他被厂里那些危险的机器——除了电锯，还有发动电锯的蒸汽机——深深地吸引了，但父亲不许他碰，只给了他一个麦卡诺（Meccano，商标名，主要是钢铁组合的模型玩具）的建筑工具箱用以修木。普赞的父母鼓励他去法国最知名的理工大学——巴黎综合理工大学（École Polytechnique）求学。毕业后，他为法国国营的邮政、电报和电信供应商（PTT）设计出了一套机械工具。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普赞在《世界报》(Le Monde，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是法国在海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上读到了从办公用品供应商的年度展览会上发来的一篇报道，在其中美国技术公司IBM承诺不久后就会推出能够处理各种官僚文书苦差的电脑产品。沉醉于电脑化的潜力，普赞跳槽去了IBM在法国的竞争对手布尔集团（Bull）。在那儿他手下有十几位工程师，齐力为那台“在双层两室的空间中才能摆得下”而且时而抽风的计算机Gamma 60（译者注：布尔公司于1960年开发的超级计算机，技术水平与欧美不相上下）打造应用软件。然而这项工作的严密与苛刻——以及布尔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合作——暴露了普赞能力的局限。“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能学会编程或英语，就无法在计算机行业立足，”他回忆说。
随后普赞利用两年公休假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进修，成功地完成了给自己定下的这两大任务。20世纪60年代早期，普赞举家移民美国，并加入了一个致力于分时系统研发的先锋小组，分时系统旨在通过允许多个用户同时在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多个程序，以期使昂贵的大型主机达到更高的利用率。普赞设计出了一款叫作RUNCOM的程序，可以帮助用户自动设定一些单调重复的指令。他本人将那款程序描述为包裹在电脑呼吸内脏外的一个“壳”，这既为一整类软件工具“命令行接口”（command-line shells）的产生贡献了灵感，也是其名称的来源。如今，命令行接口仍在现代操作系统中发挥作用。
这个法国人的异议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法国政客就启动了一项意在振兴国家计算机产业的宏伟计划。1971年，政府叫板国资计算机科学研究机构——法国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IRIA：Institut de Recherche d'Informatique et d'Automatique），开始了建立一个全国性计算机网络的研究。普赞被聘为项目负责人，这个项目也就是着名的CYCLADES。
在这期间，普赞访问了美国多所大学去学习更多有关阿帕网(ARPANET：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的知识。阿帕网由法国军方注资，于两年前接通，依靠一项前景广阔的新技术“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在电脑间传输数据。将所有的通信切分成固定大小的数据包并且允许电脑间可以相互传递数据包，这就意味着没有必要在网络上的一对电脑间建立一个直接的连接。即使两台电脑关联甚少，也能够完成连接，这就减少了成本，并且加强了网络的弹性。即使一个网络的连接失败了，数据包也可以通过其它网络传输。
但在普赞看来，阿帕网的设计仍很保守低效。每台计算机都要依赖复杂的硬件才能连接上网络，因为阿帕网的设计包含了一个连接建立阶段，在这段时间一对电脑间可以建立起一条通信网络连接路径。连接建立后，数据包就会在这条路径中有序地进行传输。
普赞的团队想出了一个更高效的办法。他们提出每个数据包都该被标记并作为一个单独信息“数据报”（datagram）进行传输，而不是为一串数据包预设好一条传输的路径。在阿帕网中，成串的数据包都严格按照一定的顺序传输，就像火车的车厢一样。而在CYCLADES网络中，每个数据包就像一辆单独的汽车，可以依据目的地独立地进行传输。就像抛接杂耍一样将数据包还原排序的应该是接收数据的电脑而并非网络，如果某个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丢失了，接收电脑还可以发出重新传输的指令。
这种包交换的“无连接”传输模式降低了网络中对那种复杂昂贵的为数据包预设路径的设备
需求。同时，这种简易的传输系统也使不同网络间的衔接更为容易。第一条CYCLADES网络连接在1973年首次面世，架构于巴黎和格勒诺布尔（法国东南部城市）之间，得到了瑟夫和康恩的密切关注，这两位科学家那时正在为如何赶超阿帕网绞尽脑汁。基于普赞CYCLADES系统中的无连接式数据报传输模式，瑟夫和康恩设计的TCP/IP协议栈如今仍在现代互联网中运行着。
连接中断
尽管CYCLADES系统的创新性折服了瑟夫和康恩，但这一发明却激起了法国PTT公司及纵贯欧洲的其它国营电信供应商的敌意。这些公司的工程师们认为普赞的设计根本不值得信赖，也不满CYCLADES解决网络智能这一问题的方式。普赞心知他的网络设计威胁到了PTT等国营公司的传统商业模式，却无意平息对方的愤怒。美国计算机科学家约翰•迪（John Day）回忆起1976年普赞做了一场尤其热血沸腾的讲座。“路易斯展示了一幅城堡的画像，上面标着‘PTT’，”他说，“从城堡的壁垒上垂下一条绳子，上面挂着PTT的用户；其他人则一直在对城堡的高墙发动猛攻。”
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的国营电信运营商都在纷纷打造自己的数据网络，这些网络基于过去用在电话上的电路交换技术。“构造复杂，造价高昂，”普赞说道，“而这正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因素。”当时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是支持IRIA的，但在蓬皮杜1974年去世后，法国政府转而开始反对这一项目。1978年，政府将CYCLADES项目的预算大幅精简。“他们说，‘你此前的工作非常出色，现在是时候休息一下了，有空可以去逛逛公园放放风筝什么的’，”普赞如是说道。
同年，PTT公司接通了TRANSPAC网络（法国远程分组交换公用数据通信网），这是该公司自己设计的连接导向数据传输网络。“这简直是大错特错，”普赞评价说，“就是一条死胡同。”但起初看来并非如此——TRANSPAC系统巩固了Minitel的应用，Minitel是法国一家电话公司于1982年启用的消费者-信息服务，其应用非常广泛及成功。早在万维网面世10年前，Minitel就能够为法国市民提供网上银行、旅游预订及色情聊天室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它的用户就达到了2500万。然而，事实却证明，Minitel无法与互联网媲美，最终被停用。
即使是在法国政府丢弃了CYCLADES项目20年后，普赞的原上级以及盟友莫里斯•阿列格雷（Maurice Allègre）依然对此痛惜不已。“我们本可以成为互联网的先驱，”他在1999年写道，“如今我们却也只是用户之一而已，远远比不上那些可以决定互联网未来的大人物。”在这一打击后，普赞开始转向其它项目研究，最终步入了学术界。“我们浪费了这个伟人的众多心血，”约翰•迪说，“法国走向互联网技术的步伐比较滞缓，而这部分正是因为这一段历史。但如今，网络既成事实，普赞就成了法国人的英雄。”
最终，在2003年，法国政府授予了普赞“荣誉军团骑士级勋章”（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这是法国最高的奖励之一。普赞现年82岁，名义上已经退休了。但是，随着设计高雅的互联网遭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商业和政治的压力，如同许多互联网的先驱人物一样，普赞仍在利用自己的名望推动着互联网向更开放和更透明的程度发展。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互联网管理的随意性，在这个管理体系中一些关键性决定居然是由公司、慈善机构和出身名门的笨蛋拼起来的一群杂烩来敲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扎根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用户不用担负任何责任。普赞尤其担心某五、六个互联网大公司的声势逐渐壮大，而这会造成用户会止步于“围起来的花园”这种封闭的体验，固定使用与这几个公司相关的站点和应用程序。在普赞看来，这已经触犯了互联网开放的传统。“在某种形式上，他们又在重造Minitel，”他这样评价道。
“在过去的30年，互联网本身并没有任何变化，在100年后，它理应有所不同。”
普赞提到，近年来有80%被采用的新技术标准是美国工程师或美国企业设计的。他尝试过游说议员对互联网体制做一些改变，以使其更易被非英语用户所理解。这场互联网改革运动在2009年获得了重要的一次胜利，当时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这个管理着互联网地址系统的慈善机构，破例地批准了一项发给用中文、阿拉伯语及其它非西方语言脚本编写的域名（包括网址）。
尽管有了这项决议，ICANN却是普赞最大的顾虑之一。ICANN驻于加利福利亚，对美国商务部也不怎么负责，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提高其在国际互联网领域的影响力。然而，某些政府却觊觎ICANN手中的管理权——以及由网络专家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IETF（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的权利——政府希望把这些管理权转给一个更传统的国际组织如ITU（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国际电信联盟），一个落满灰尘的联合国组织，长期以来主要负责管理电话事务。一旦移权给ITU这样的官僚机构，就可能阻碍新标准的发展与采用。因此，许多国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引领的互联网现状才是最好的选择。普赞在考虑，将现有的国际机构分解重组生成一个新的组织是否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虽然普赞本是一个工程师而并非活动者，他关注的焦点却是互联网的运作支撑体系不该食古不化，而应继续演变与提高。“互联网只是作为一个实验性网络被创建了出来，”他说，“现在也仍然是。”他对美国、爱尔兰、西班牙以及世界各地在努力让互联网变得更加高效安全的研究者们给予了很大支持。“在过去的30年，互联网本身并没有任何变化，”他评价说，“在100年后，它理应有所不同。”普赞对于当今互联网的建立功不可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想互联网的发展止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