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網路貧富差距

『壹』 如何減小貧富差距

加大力度進行二次分配的目的性控制，平衡財富的二次分配，減小貧富差距的根本任務，我認為要提高生產力，加大收入，增加國家財富，同時，注意民生問題，這就涉及到工人階層的大眾階層福利和工資等問題，另外，增加行政干預，進行調整，另外，大膽解除地區歧視等行為常規操作，實行全國范圍內平等，破除地區的封鎖，讓我們全國人民共享平等機會

『貳』 解決貧富差距實現分配公平正義的舉措有哪些

第一，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顧公平與效率，再分配要更加註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糾正的成本就會過高。初次分配既要體現效率，又要體現公平，關鍵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國應國民收入依法完善企業職工工資決定、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完善並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健全工資支付保障金、欠薪應急周轉金等制度，努力促進職工尤其是一線職工工資收入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企業經濟效益同步增長。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規范社會分配秩序，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的監督和管理，強化收入分配稅收調節功能。要扭轉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就必須要充分發揮再分配的作用，關鍵是要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 第二，加強財稅調節。財政政策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強力工具。在收入方面，應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應充分發揮稅收調節作用，利用稅收杠桿達到「限高補低」的效果，比如完善個人所得稅收取方式、對高檔商品住房開征房產稅等。在支出方面，應建立起財政增加對民生投入的長效機制，確保財力向基層傾斜、向民生傾斜，比如硬性規定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省（區、市）向區縣轉移支付的佔比等。通過提高執法力度，減少稅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稅在稅收總額中的比重，開征某些特殊的稅種如遺產稅、財產稅等，縮小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
第三，大力促進就業創業。充分就業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礎。促進就業創業，一靠發展，即通過加快產業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和創業機會，比如支持內陸省份發展加工貿易和服務貿易，實現產業發展與勞動力優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過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創業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勞動力和困難群眾就業，比如推行免費中職教育幫助農民工及新生勞動力提升就業技能，扶持微型企業發展以帶動大中專畢業生等群體創業等。"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縮小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徑。要逐步確立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模式，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崗位，加快發展就業容量大的第三產業、中小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更多的就業增長點。
第四，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縮小貧富差距，既要治標，更要治本。要充分發揮教育作為
社會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讓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機會，不讓處於弱勢的社會成員輸在「起跑線」上。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關鍵是加大財政投入，補齊農村教育在「軟體」、「硬體」兩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終保持教育財政性投入佔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進農村中小學校舍標准化、教育照顧好農村留守兒童、完善困難家庭學生資助體系等。

第五，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縮小貧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慮社會保障制度問題。從實際出發，既要逐步擴大保障的覆蓋面，又要合理確定保障水平，實現社會保障的可持續性。要進一步擴大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和失業保險的覆蓋面，進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視當前社會保障體制面臨的風險 提高政府的財政支出，切實解決困難地區的社會保障問題。在失業保障金的管理上，嚴厲打擊某些貪贓枉法者將「救命錢」挪作他用的行為。建立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支持和幫助網路，通過各種措施解決他們的難處。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重點在農村，最大的難點也是在農村。增加農民收入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此，應推進城市化，使農民向城市轉移，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收入問題。(1)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減少農民進城的身份障礙。(2)加快勞動就業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就業障礙。(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產權障礙。(4)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基礎框架。
第七，加強法制建設，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強市場監督和管理，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假冒偽劣等違規、違法經營行為，要強化對權力的約束，增加執行公務的透明度，制止各種亂收費、亂攤派現象，要嚴懲貪污腐敗、整治非法收入。要通過立法規定公務員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完善稅法，加強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條件與環境。以《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為契機，加快政府改革，減少審批項目，不斷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降低因"尋租"和"共謀"等濫用權力的行為而使"權力精英"和"經濟精英"獲得不當利益而引發的貧富差距。
第八，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管。當前，政府對壟斷行業高收入的調節，只限於個人所得稅，這既不會取消大大高於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也不會對職工的高收入發生較大的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借鑒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以法律和規則的形式，對政府壟斷的范圍和壟斷價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國際慣例提高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准入程度，引入競爭機制，縮小國家壟斷性行業的范圍，減小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少數必須由國家壟斷經營的行業，要加強對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該行業與其他行業收入差距過大。
第九，加強經濟落後地區經濟發展步伐，縮小地區經濟差距。

『叄』 如何縮小我國現存的貧富差距26

措施一：完善個稅制度，縮小收入差距

總體上，我國的稅收在組織財政收入方面的作用較為明顯，而其調節個體收入差距的功能則未得到有效發揮，這可以集中地反映在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徵收上。由於個人所得稅直接對個人的財產收入征稅，而所有的社會財富分配最終都體現為個人收入的分配，因而個稅制度對於調節收入差距、縮小貧富差距具有直接而顯著的效果。

但是，我國稅收制度存在的兩方面問題嚴重削弱了個人所得稅作用的發揮。一方面，我國的稅制結構不合理，稅收過於依賴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而作為直接稅的個人所得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佔比重過低，如在2009年的中央財政收入中，個人所得稅僅佔6.6%；另一方面，個稅制度本身存在明顯的缺陷。

因此，我國一方面應優化稅制結構，在總體稅負不加重的前提下，提高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總量中的比重；同時，應推動《個人所得稅法》改革，科學合理地選擇課稅單位，實現個人所得稅由分類課征向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轉變，合理設計稅率、調整稅率級距，以加大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

措施二：推動消費稅改革，抑制不合理消費支出

消費稅是對消費者的消費支出徵收的，而應稅消費品的購買者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水平，即相當的收入水平。因此，消費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調節社會分配的不公，並且部分彌補個人所得稅對灰色、黑色等不法收入失靈的不足。但我國當前的消費稅征稅范圍較小，稅率結構不合理，並且採用價內稅的徵收方式，制約了消費稅作用的充分發揮。鑒於此，我國應研究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如對娛樂消費、高檔服裝、境外旅遊、豪華遊艇、高檔別墅等消費項目，可以考慮納入征稅范圍之內；對於奢侈品消費，可以適當提高稅率；而在徵收方式上，宜將當前較為隱蔽的價內徵收改革為價外徵收，以提高其徵收效果。

措施三：適時開征物業稅，防止「炒房客」擠壓「蝸居族」

作為大宗財產的房屋一般是個人財產的「大頭」，對房產的佔有情況往往也體現著社會財富的分配情況，因此，對房產征稅乃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同時，通過對個人住房尤其是高檔住房、多套住房，對其持有環節開征物業稅，可以加大投機購房的「炒房客」持有房屋的成本，從而抑制投機性購房，抑制房地產價格的非理性過快上漲，使一般民眾能夠買得起住房，防止「炒房客」擠壓「蝸居族」。

措施四：研究徵收遺產稅，避免財富過度集中

遺產稅是調節貧富差距的又一利器，它的合理徵收，可以有效實現「劫富濟貧」的目的，防止財富通過代際積累不斷集中。據悉，全世界目前大約有2/3的國家和地區徵收遺產稅，其主要徵收對象只是少數高收入者。我國於2004年曾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遺產稅暫行條例》（草案），但其爭議較大，立法進展比較緩慢。鑒於我國目前貧富差距問題突出、社會矛盾日漸凸顯，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培育了一批「富豪」級的高收入者，我國應加快研究開征遺產稅。

財政支出 二次分配中共享社會財富

措施五：繼續推動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我國貧富差距問題的一個重要體現，在於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較大，要調節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和諧，就需要在城鄉、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多做文章。應繼續推動新農村建設，在財政支出安排上應把「三農」投入作為重中之重，特別應對農村人口佔比多的地區加大財政投入；繼續改進和完善有關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統籌區域經濟平衡協調發展的財稅政策和財稅法律制度，加大對廣大農村地區、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地區振興等方面的財稅政策和財力支持力度。

措施六：加強城鄉扶貧工作，保障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

貧困人口的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例，是社會財富分配公平與否的一個直接體現。長期以來，貧困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聯合國的報告，2009年我國尚有2.1億、約15.9%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為了促進社會公平、實現社會和諧，未來我國仍需進一步加強扶貧工作、加大扶貧投入。為此，需繼續加大對農村居民的保障力度，提高種糧補貼、農業生產資料和農用機器補貼和家電購買等方面的補貼水平，擴大實施補貼項目的范圍；繼續擴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圍，提高保障標准。

措施七：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著力解決民生問題

要緩解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矛盾，就需要我們著力解決廣大老百姓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優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務需要，並隨國家財政能力的增強而逐步提高社會事業發展和民生保障水平。就當前而言，在財政支出安排上要重點解決好醫療、住房和教育等基本民生問題，防止「因病返貧」、「因住返貧」「因學返貧」問題。相應地，還需要從嚴控制行政機關成本，減少和規范會議經費、人員招待費、出國考察費等方面的開支，加強對行政辦公費的審計監督，防止一般性行政開支膨脹和浪費，進而把更多的財政資金用在民生保障和促進內需方面。

措施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大社會保障支出

當前我國財政支出在社會保障上事業上的投入亦顯不足，這制約了社會保障制度對於調節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方面作用的發揮。如在2009年，社會保障支出在我國中央財政支出結構中的比重僅為7.5%，而美國超過三成，德國則超過五成，相形之下，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的不足就暴露無疑。為了有效緩解貧富差距、保障國民基本生活，我國應充分發揮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和社會優撫制度在彌補市場分配存在的不足、維護社會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要不斷完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加大財政對社會保險事業的投入。

措施九：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在我國當前的分稅制結構中，中央政府集中了主要的財力，而地方財政尤其是縣鄉財政則顯得捉襟見肘。中央政府、省級政府財力的充沛對於在調劑餘缺、實現調控本來是一件益事，但由於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不足、轉移支付秩序不夠規范，反而形成了財力上「層層向上集中、層層對下截留」的效果，以至於「省市有錢修廣場、縣鄉無錢建小學」的現象屢見不鮮，這就使得財政在調節貧富差距、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鑒於此，我們應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在財力分配中的比重，並加大中央對地方、上級對下級的轉移支付力度，以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實現。

首先，中國可以給所有公民創造更多的經濟機會。進一步放寬戶口制度，給農村人口更多機會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從長遠看，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通過給流動人口提供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服務，可以加快人口的流動。在一定時期內，對接納大量流動人口的城市給予政策支持是值得考慮的政策。向服務型經濟的轉變也非常有用。
第二，進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可獲得性。通過擴大目前僅限於城市的醫療保險覆蓋面，可以改善所有人獲得基礎醫療服務的境況。也可以考慮在農村地區推廣醫療保險，中央財政最初可以投入一部分，以鼓勵更多的人加入這一計劃。
第三，建立更有針對性、覆蓋面更廣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不僅能防止貧困，還能帶動經濟增長。中國仍需改進低保對象的確定，目前由於缺乏全國統一的農村低保政策，農村低保只能完全依靠地方資源。
由於中國高度分權的行政管理體系，政府間財政關系對於獲得更加公平的服務至關重要。總體上說，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佔GDP的22％，有足夠的資源來確保所有公民獲得基本服務。但是，這些資源在全國的分布不均。近年來，中央政府增加了對最貧窮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即便如此，貧富差距仍然十分突出——中國最富有省份的人均支出是最貧窮省份的8倍，省以下的差距也不斷擴大。縮小差距並保證重新被分配的財政資源得到較好的利用，是「十一五」期間所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
在財政支出方面，中國應該考慮為大部分人直接提供收入支持的政策的可持續性。例如，最近實行的農業補貼政策。中國應對目前正在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安全網加以細致的設計和定位，使保障體系有足夠的和可持續的資金，並鼓勵人們為改善生活而努力工作。應避免「貧困邊緣」群體最終比貧困群體更窮的境況，因為貧困群體可以享受到政策的照顧，避免這樣的貧困陷阱對鼓勵貧困群體就業是非常重要的。

『肆』 怎樣縮小貧富差距

如何縮小貧富差距

哈繼銘／文

什麼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縮小貧富差距？研究這些問題對於促進體制改革，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構建和諧社會意義重大。

我們對122個國家和地區的分析顯示，經濟增長越快、私人部門比重越大、腐敗程度越小、政府醫療衛生支出越大的國家和地區，貧富差距越小。

另外，收入差異與人均收入水平的關系是非線性的：人均收入水平很高和很低的國家，貧富差距較小；而人均收入水平在1200至1300美元左右的國家，貧富差距較大。

本文採用基尼系數指標衡量貧富差距。基尼系數取值於0與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貧富差距越大。122個樣本的基尼系數從0.247（丹麥）至0.743（納米比亞）不等，均值為0.401，中位數為0.379。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大於0.4的國家，貧富懸殊問題較為嚴重。貧富差距較大是全球經濟中比較普遍的現象，樣本中有超過一半的國家，基尼系數超過0.4。

經濟學家庫茲涅茨（Kuznets）曾經指出，一國的收入不平衡與人均收入水平有關，人均收入水平極低和極高的國家，收入分布比較均勻；收入水平介於兩者之間的國家，貧富差距較大。
這是因為，從低收入開始，一個國家會經歷一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階段。由於城市工業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程度都比農業人口高，而且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增加較快，隨著農業人口流入城市，城鄉收入差別可能拉大。同時，更多的人口進入收入不均程度較高的工業，使得全社會的貧富不均加劇。高度工業化後，較低收入的工業人口通過提高技能和政治影響力縮小他們與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差距，最終導致貧富不均程度降低。

例如，盧安達和烏茲別克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268和0.289，而人均GDP分別僅為263和645美元（2000年不變價格）。挪威和瑞典的基尼系數與之相近，分別為0.25和0.258，但人均收入卻分別高達39198和28912美元（2000年不變價格）。

分析顯示，人均GDP在1266美元時，貧富差距最大，這是我們得到的「庫茲尼茨閥值」。以這個閥值為起點，人均收入提高一倍，基尼系數下降0.005。

我們的主要研究結論具體如下：

——經濟增長縮小貧富差距。樣本中GDP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基尼系數降低0.01。這表明，經濟增長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根本途經，發展不僅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硬道理，也是實現收入平衡的必由之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用降低經濟增速的方法擺脫貧困，而是必須通過經濟增長使其盡早超越「庫茲涅茨閥值」，並隨著國力的增強通過收入的二次分配（如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手段）縮小貧富差距。

——私有經濟的發展有助於降低貧富差距。不少人認為私有經濟的發展拉大貧富差距，但國際經驗和實證分析支持相反的結論。私有經濟成分的提高鼓勵競爭，擴大就業，降低尋租機會。市場競爭使企業利潤趨於合理，就業增長提高工薪階層收入，私有經濟的壯大降低政府幹預和特權的濫用。我們用一國銀行貸款中私有經濟佔比衡量其私有化程度。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這一比例提高10個百分點，基尼系數下降0.003。

——政府公共政策影響貧富差距。政府開支中醫療衛生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佔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數越小。這兩項財政支出指標在回歸分析中統計不顯著，這一點不難理解，因為公共支出主要是通過對弱勢群體的扶植降低他們的生活成本，而不是直接改變他們的收入分配。但公共支出依然與基尼系數負相關，例如醫療衛生支出和教育支出佔GDP的比例與基尼系數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27和-0.09。這可能是因為樣本中許多政府醫療和教育支出較大的國家（如歐美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價格較高，因而勞動力與資本回報的差異較小，收入分布比較均勻。

——貪污腐敗拉大貧富差距。國際透明度機構每年公布各國的腐敗感知指數。腐敗感知指數與基尼系數的相關系數為負0.3，表明政府官員越清廉，貧富差距越小。設租和尋租行為讓政府官員中飽私囊，侵害了普通百姓的基本權利，造成教育和就業機會的不均等。利益集團對政府政策的左右和干預導致收入和資產分配的永久性不平衡，增加低收入者的投資風險，使扶貧和社會救濟計劃難以落實到真正的窮人並在執行過程中大打折扣甚至流入利益集團的腰包。

總而言之，貧富差距的增大絕非經濟改革之過。相反，私有經濟比重的提高有助於縮小收入差異。政府官員貪污腐敗、以權謀私行為乃貧富差距之禍根。中等收入國家貧富差距較大屬國際普遍現象，而經濟增長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必由之路。政府應當通過轉移支付增加對弱勢群體的公共開支以縮小貧富差距。

作者為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伍』 當古代出現貧富兩極分化時，古人是如何控制貧富懸殊的

在古代，貧富差距是很明顯很嚴重的，農民簡直生活在水火之中，是多麼地渴望人人平等，有飯同食，有衣同穿啊。所以有些正義人士為了幫助農民爭取到平等利益發起了農民起義，倡導「均貧富、等貴賤」、「均田免糧」等。

不管是在古代還是現代，貧富兩極分化都是存在的，人們也意識到這一點，為了縮減貧富兩極分化的距離，人們一直在努力。

後來到了春秋時期，管子提出漁鹽之利，富國富民，成為了春秋首霸，「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也就是說國家進行統一分配，以較低的價格賣給百姓，以避免商人操縱市場價格，損害百姓的利益。

因為有了那些正義的人士，往後的時期，他們都推行了很多有用的政策縮小貧富差距，比如「准平」的政策，「抑強」和「扶弱；再比如「不抑兼並」的政策，還有朱熹提出的建立「社倉」的主張等。

通過以上的各個時期，我們了解到，古代都有採取措施來控制貧富差距，同時也收到多多少少的良好效果，可見，古人的一些理念和智慧可以運用到現代，供我們參考和學習。